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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制度,壞制度 曆史總是讓人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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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又有文學趣味。

    這當然很難,但并非做不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便是典範。

     趣說并不容易。

    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學修養。

    所謂“有文學修養”,并不等于一定要讀過多少經典名著,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學曆、學位、職稱和頭銜,當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中文系畢業的,而是要有文學感。

    這是一種體驗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調的能力。

    沒有這種能力,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

     有文學感的人一般也都有曆史感。

    因為文學是人學,史學也是人學。

    沒有人,就不會有曆史,也不會有文學。

    所以,要想理解曆史,必須參透人性。

    曆史是不能複原的。

    你頂多隻能散亂地見到些秦磚漢瓦,依稀聽得鼓擊鐘鳴。

    然而人性卻相通,正如今日之蒼穹,正是當年之星空。

    秦時明月漢時關。

    漢代的關隘(曆史條件)可能已蕩然無存,秦時的明月(共同人性)又何曾消失?因此研究曆史也好,講述曆史也好,都必須“以人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

    以人為本,曆史才是有意義的。

    以民族的文化心理為核心,一個個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在我們面前才可能變得鮮活起來。

    這些鮮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們反省曆史,反省社會,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

     這就不但是“趣說”,而且是“妙說”。

    沒有思想的趣說隻是易拉罐飲料,有思想的妙說才是好酒。

    曆史和酒原本就有些拉扯,比如“漢書下酒”、“青梅著酒”。

    所以,曆史也是可以釀酒的。

    本書不敢說是一壇好酒,隻要沒做成醋,就謝天謝地了。

     本書收錄的文章,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年,有的發表過,有的沒有。

    這次一并結集出版,全承蕭關鴻先生一再敦促支持,在此謹緻謝意! 易中天 200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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