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服的一方隻要有機會，就想毀約。
結果雙方結局都未必妙…….”
鄧光薦侃侃而談，把近日來翻書的領悟傾囊相授。
《商學》、《虞學》、《兵法》、《格物》……二十幾本書，還有一大摞兩年來福建路公開發行的報紙，從第一次到最近一次，被他一一翻過。
不拘泥其中細節和對錯，隻是把其中包含的新觀念一一條件出來，對照福建的新政各種表現加以評判。
不知不覺，就到了掌燈十分。
鄧光薦将最後一疊報紙放下，總結道：“依鄧某所看，文大人所行新政，總結起來不過是平等、契約、權利、義務八個字，并非要标新立異，而是期望以此為根基，來驅逐鞑虜，重建華夏。
觀點上雖然與聖人之道格格不入，最終目标卻與我等所謀并無不同，都是為了讓國家強大，百姓富足。
況且，在除了那八個字外，新政中商學意味甚重，而一本商學，卻處處以互利和妥協為最高原則！”
“互利和妥協？”陸秀夫反複咀嚼着鄧光薦的話。
以平等和契約為基礎，重構華夏。
尊重契約，而不是等級和綱常。
國家有保護每個百姓正當權利不被侵犯的義務……這些根本性原則，根本與聖人之道找不到融合之處。
但眼下把蒙古人趕出江南，卻是朝廷與福建大都督府的共同目标，符合互利原則，所以雙方有機會互相妥協。
是這樣麼？他感到自己的心裡非常迷茫。
皇帝和大臣之間不再是絕對的從屬與支配關系，而是像掌櫃的和小夥計般，簽訂的是雇傭契約。
而國家和百姓之間，也是因為契約存在，福禍與共。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另一面，還同樣存在着‘匹夫福禍，國家有責’的訴求與約束，這些東西，他無法接受。
但寫長篇大論來駁斥它沒有絲毫意義，如今主動權掌握在文天祥之手，隻要他認定了要做，朝廷即使下旨阻撓，也不會有效果。
眼下自己能做的，隻能想辦法讓文天祥看在破虜軍和朝廷的共同利益上，把革新的步伐不要邁得太遠。
看清楚了隐藏在新政後邊的本質，也明白了文天祥所圖。
陸秀夫蓦然發現，自己手中能和文天祥交換的籌碼實在不多。
換句話說，自己可以誘惑文天祥妥協的價錢不夠。
默許文天祥成為一代權臣，這是朝廷能給出的最高底線。
但在廣南戰役後，文天祥實際上已經是大宋的權相，朝廷認可不認可，都與事無補。
此刻即便前丞相陳宜中從安南返回來，這位擅長權謀的前丞相也控制不了破虜軍，也沒法讓福建各部門俯首聽命。
“陸相可是自覺手中底牌不夠？”鄧光薦看到陸秀夫的神色一會兒興奮，一會兒愁苦，試探着問道。
“豈是不夠，陸某好生後悔沒早日看到今天！”陸秀夫懊惱地答。
若知道文天祥内心早已背離了大道，自己真不該在行朝為其說那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