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春，蘇明有幸的繞過第一第二次反“海南地方主義”後，她與丈夫郭漢中一起離開生于養于的故鄉—海南島，調到了廣州工作。根據組織上的安排，郭漢中任廣東省衛生廳藥政局副局長，蘇明在廣東省衛生廳藥政局行政處當科員，負責局收發工作。
一下子離開自己戰鬥過的熟悉土地，踏上一片陌生的地方，蘇明心裡不免産生起一種戀戀不舍之情。這時候的心情，既是喜悅，又是悲哀。喜悅的是，能僥幸逃過反“海南地方主義”的劫難，重新走向新生活，這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同一起在瓊崖根據地出生入死戰鬥的戰友姐妹們，絕大多數都被迫遣返回老家，過着一種比戰争年代更加殘酷的生活，想起來，她心裡就感到悲哀。
調到廣東省藥政局工作後，盡管她身邊還要帶四個孩子，最大的十三歲，最小二歲，但是，她還是按時上下班，早出晚歸。回到家時，她不僅要買菜煮飯，還要照顧孩子，為孩子喂飯洗澡，生活相當緊張。一九六二年，是我國人民生活較為困難的一年，所有一切食品、用品都要持票排隊購買。有時排隊半天，腰酸背痛，也買不到，她并沒有哀聲怨氣。因為，她總覺得，盡管生活是困難一些，但是，總比在五指山根據地的日子好多了。
從戰争歲月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從艱苦環境進入優越的生活環境，蘇明并沒有忘記自己是共産黨員，自己是黨培養出來的幹部，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她都時刻不忘記人民群衆，不脫離人民群衆。局值班室有位姓肖的幹部，他原是省衛校的職工，在農村結婚，有二個孩子。一九六一年秋，省衛校下馬後，他被安排到省藥政局值班室當值班員。不久，他從農村把老婆與兩個不足五六歲的孩子接到省城裡一起生活。由于老婆孩子的戶口都在農村，城裡居民分配的食品用品，他們都沒有享受到。全家四口人，全靠老公一人的口糧、工資維持生活，從而生活過得相當困難，孩子餓得“呱呱”直哭。
值班室是屬局行政處管理，蘇明每天都要到值班室收取報紙、文件、信函，當她了解到姓肖的幹部家庭這樣的困難，于是，她從自己全家的六口人的口糧中，每月擠出三十斤送給他們，分給一些生活費，連續兩年多時間，解決了他們吃不飽的問題，使他的全家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的困難年頭。
蘇明捐獻糧票救濟困難職工的行為，荔灣區領導了解到這一情況後，立即召開會議，号召全區幹部職工向蘇明同志學習。于是，全區幹部職工掀起捐糧捐款的行動，不到幾天時間，全區幹部職工都積極行動起來捐糧捐款，解決了全區的幹部職工中部分困難戶的問題。
在瓊崖縱隊期間，一九三九年在馮白駒身邊當勤務員；一九四0年調到後方醫院當看護；到一九四四年調回總隊部司令部當醫生。可是，到一九五五年轉業時，才定為連級幹部。對于這個很不公平的定級問題，蘇明從來沒有提及過。因為，她考慮到，自己是一位婦女，能有今天，全靠黨的教育與培養，所以，在職務和生活享受問題上，她從來沒有向黨組織伸手，始終保持着一位共産黨員的先進本質。一九六三年，全局幹部職工進行評級工作，按照評級條件，蘇明是完全有條件評上的。她見到一位幹部，盡管工齡比自己少，但是，他的家庭生活較為困難，于是，她就主動讓出這一評級指标給這位同志。有一位科長卻不自量，伸手向領導要級别，她看不過眼，就勸他說：“我們共産黨員不要伸手向領導要級别，應該讓給别人，艱苦在前，享受在後。這才是一位共産黨員的本質。”當然，她說這樣的話，是會傷害别人的。蘇明從參加革命工作那天起，十幾年來，她就是時時刻刻以一位共産黨員的條件約束自己，即使傷害了别人的心，她覺得自己維護了黨的形象，做了一件共産黨員應該做的事情，她心裡也感覺到很踏實不遺憾。
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蘇明身邊有四個孩子，而有三人在上中學、小學、幼兒園，經濟負擔是很重的。可是，她從來沒有向組織伸過手喊過苦，以一位老紅軍的艱苦樸素認真紮實的作風，默默無聞地去工作去生活。每當踫到困難時，她就回想起那些在戰争年代犧牲的戰友，回想起那些在反“海南地方主義”時被遣返回老家，至今沒有生活着落的姐妹們，這時，對比自己在廣州這一生活條件，她心裡也感到滿足了。
善良、勤勞、不計較個人得失，這就是蘇明的性格。她就是憑着這一顆做人良心去工作。俗話說，善良任人欺。廳裡有些人看不慣她這一樸實無華的作風，常常給她穿“小鞋”。但是，她對這些事看淡如水，不與他們計較，憑着一顆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的心埋頭工作。她心裡總是這樣想着，反正，不貪不挪，心地寬廣，什麼都不怕。可是，她哪裡知道，社會猶如一部車，跑在大街上，你不踫他，他要踫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