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也小，哪裡都不敢去，隻能回鎮上老家。
有幾個同學去井岡山後失蹤，再也沒有回來。
鎮上的紅衛兵組織象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冒出來，起初都叫做“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後來各種名稱出現了，如“捍衛真理”、“毛澤東主義”、“驅虎豹”、“過得硬”、“刺刀見紅”、“漫天雪”紅衛兵，還有“工人赤衛隊”、“魯迅兵團”、“挺進隊”、“特務連”等等，這可樂壞了我的一個鄰居黃昆，這位老兄原來是削木屐的，偶爾煮點漿糊、配一些墨汁賣，後來開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運動”一開始，他便印些語錄在原來印校徽的徽章上，旁邊貼着翻拍的毛澤東像頭，居然也賣出不少，賺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鋁片沖壓出毛澤東的頭像（毛主席像章）又賺了不少；後來紅衛兵經常“城頭變換大王旗”，把“戰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換上其它文字，這更是他的拿手好戲，除了“紅衛兵”三個字用“毛體”以外，其它文字都要請我的爸爸書寫——我父親的書法尤其楷書在當時可是全縣鼎鼎有名的——黃昆發“國難财”，我爸爸也跟着拈光，“發”一點小“國難财”。
有一次一個紅衛兵組織要印戰旗“紅衛軍”，“紅衛”兩個字有現成的，“軍”字一時找不到“毛體”，幾個人模仿毛的筆迹在紙上亂寫一通，我爸爸寫的最不像，黃昆從來不曾寫過毛筆字，這一回“塗鴉”竟然塗出“最像”的“毛體草書”文字出來，衆人都稱“奇”。
後來黃昆逢人就講：“别看我不會寫字，‘毛體’我可是一流！”
黃昆偷偷給我講了一個故事——有個年輕人寫信給人民日報總編，詢問毛的草書算“什麼體”？總編回答：“這叫‘龍飛鳳舞’字。
”這年輕人找詞典，查出“龍飛鳳舞”的意思就是“塗鴉”。
其實那時候“發财”的機會還是有的，但我的父親不敢“發”，怕惹是生非，他隻敢在春節前幾天寫幾張春聯在街上賣，賺點錢過年——我常想，要不是賣春聯的話，我們家幾十年的春節都不知要怎麼過了。
父親偶爾偷偷代人寫家書，“潤筆費”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窮人家不給也行，我們家還得倒貼紙筆墨汁。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老太婆又來“煩”父親寫信，唠唠叨叨地說了半天，我看到信紙裡隻有寥寥幾個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兒在外身體自珍。
”但父親還是按老太婆剛才說的話一句不漏的重複說了一遍，阿婆顯得非常滿意，末了我的父親問：“地址呢？”阿婆急忙說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顯然她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這裡人信佛很簡單，拜佛卻挺複雜而又麻煩，成了鎮上婦女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這裡包羅萬象，觀音、土地、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爺”、“将軍”、關帝爺、關平（這裡叫“平爺公”）、周倉、竈君公、财神爺、“康王公”、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海龍王，還有“普度公”、“七娘媽”、各路“仙姑”等等，無所不拜，應該算是各種“民間信仰”的大雜燴，也有點像印度教，萬物都是神，都要拜。
有人千裡迢迢去山西拜關公，有人則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觀音，而且據說要連續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間斷。
我從小就看到祖母對佛很虔誠，每年三個“觀音佛誕日”是不吃葷的，但平時有吃一點葷菜，所以還夠不上“菜姑”的标準。
我媽媽也虔誠，但沒有錢買票乘車、船去普陀山，隻能在家裡拜拜觀音、土地公和我們家幾代的祖先。
“破四舊、立四新”轟轟烈烈地展開，鎮上有點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掃而光，地藏王宮和關帝宮一夜之間變得空蕩蕩的——有人聽說第二天紅衛兵要來“破封資修”，連夜把佛像等轉移到哪裡去了，廟裡廟外貼了許多毛的圖片和語錄；康王宮本來就已經兼作“文化站”，這一次徹底變成“文化宮”了；鎮西北的雪峰寺，紅衛兵沖進寺裡，把和尚、尼姑通通趕走，給住持廣培大師戴上高帽遊街，說他“跟尼姑睡覺”，寺院被“改造”成“耕山專業隊”，讓農民進去加工茶葉；……
紅衛兵越來越“革命”，命令全鎮的“四類分子”出門時要帶黑色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樣，以便“革命群衆”容易“辨認”他們，可以随時随地進行“無情打擊”。
醫院的“挂号單”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欄，明明白白告訴病人和家屬：“階級敵人”是不準看病的，這叫“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
當然沒有人會在這一欄上面填“地主”或“富農”字樣，所以其實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
現在有了“黑袖章”就不會有人“混水摸魚”了。
我爸爸也領到一個“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從來沒有帶上過——他幹脆不出門，在家裡看報紙，練書法。
幸虧這一段時間沒有得什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