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和研究方法上，我們也過于狹窄、瑣碎、刻闆、重複。
從某種意義上，是馬克斯·韋伯，告訴我現代社會學是什麼。
今天我在他的學校裡長久流連，看着那些古老的校舍還是難以置信。
早已遠去的教授，你居住在歐洲腹地，也沒有去過中國，怎麼會如數家珍地說出中國的城隍爺是隻對地方負責的實用主義神祗，中國的“法”即便以說文解字的方法看也起于河道管理和水源分配之類很内行的民族文化隐情牽記得有一次讀到他頭頭是道講述我家鄉浙江的事情時忍不住笑了，他居然獲得資料判斷溫州的金匠行會很長時間内由甯波人組成牎
這次考察歐洲，印證了他對歐洲的很多分析。
例如，在他那本享譽世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明确指出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征其實早就存在，而直接導緻現代資本主義産生的，則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的出現，那就是新教牗基督教牍及其倫理道德、行為準則。
他說，以前的天主教靠的是神秘主義的拯救、贖罪、忏悔理論，通過祈禱讓人們相信可以在天堂得救，因此與商業經濟長期對立；而改革後的新教則認為靈魂的得救主要不是依靠教會和儀式，而是有賴于内心的純淨和工作的勤勉。
這種積極入世的态度，有力地支持了商人以資本流通、會計核算而獲得利潤的正派行為，推動了工商企業的發展。
這就證明，新教倫理也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精神。
韋伯的這些論述，是對歐洲宗教改革的最高評價，也是對西方文明的準确揭示。
我們在歐洲旅行，兩眼離不開無處不在的教堂尖頂，兩耳躲不掉時時鳴響的教堂锺聲，他的論述，對我們是極好的引領。
韋伯寫了這些著作後還曾有過一段從政的經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魏瑪共和國，幾乎成了政治理論的主心骨。
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學度過的，其實也不能說“晚”，去世時纔五十六歲。
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後，直到今天，歐洲對于自身文明的剖析，對于别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過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失記。
在韋伯去世兩年後，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弗洛姆牗ErichFromm牍，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将和元老。
海德堡大學在介紹自己培養出的人纔時沒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們還是為之而驕傲。
“怎麼，連他，你們中國人也知道牽”他們不無驚訝。
我說，在中國，即便是對哲學毫無興趣的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