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兩種人生狀态的緻命弊病。
因此，他所說的宗教階段，實際上隻是為從那兩種人生狀态中奔逃出來的人指出的一塊空地。
這塊空地上應該沒有原先的弊病了，但它究竟是什麼，卻又隻能是抒情性、憧憬性的描述。
能騰出這麼一塊空地就很不容易，我們不能苛求他在那裡建造什麼樣的神學樓宇或哲學樓宇。
比這一點更值得我們珍視的，是克爾恺郭爾指出了人們在這三個階段面前的“可選擇狀态”。
三個階段不是對每個人都依次排列、循序漸進，它隻供選擇。
而且這種選擇時時存在，處處存在。
一個人因選擇的差異而跳躍性地進入不同的人生境界，其間距離，可以判若天壤。
不難看出，他的這種主張，已經有了存在主義哲學的萌芽，因此後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總要把克爾恺郭爾尊為前輩，甚至稱他為“精神上的父親”。
可惜，當他還活在哥本哈根的時候，一切都非常糟糕。
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隻活到四十二歲，在他生命的最後、也最重要的幾年裡，真可謂心力交瘁。
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越虔誠越厭倦丹麥教會的諸多弊端，因此終于與教會決裂。
一般市民隻相信教會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親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與他的決裂，使他空前孤獨。
另一件事情是，這位大哲學家不幸與哥本哈根一家誰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報發生了磨擦。
哲學家當然寸步不讓，小報則恨不得有這麼一個學者與他們糾纏，于是一片混戰。
遺憾的是，一般市民隻相信小報起哄式的謠言和诽謗，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們心目中的“第一流惡棍”。
我對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爾恺郭爾具體遇到的對手是兩個，一是教會，二是小報，但最後真正成為對手的卻是廣大市民。
市民們總也不會站在大師一邊，因此我要說，這座城市對自己的大師實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憊的哲學大師散步時跌倒，下肢癱瘓，卻拒絕治療，拒絕探望，也拒絕領聖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
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熄滅于哥本哈根這過于漫長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