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塬上的村莊，不論是千二八百戶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莊，村巷整齊，街道規矩，家家戶戶的街門沿街巷開設，座北一律座北，朝南一律朝南，這一家的東山牆緊緊貼着那一家的西山牆，而自家的西山牆又緊挨着另一家的東山牆，擁擁擠擠，不留間隙。
俗話說，親戚要好結遠鄉，鄰居要好高打牆。
家家戶戶在自家的莊院裡築起黃土圍牆，以防雞刨狗竄引起糾紛和口角。
院牆臨街的中間開門，門上很講究修一座漂亮的門樓。
那兒的農民十分注重修飾門樓。
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磚木門樓，多數人家則是土木門樓。
無力修建門樓的人家，就隻好在土圍牆上鑿開一個圓洞，安一個荊條編織的籬笆門，防賊亦擋狗，生人進入任何一個村莊，沿着街巷走過去，一眼溜過兩邊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門樓，大緻就可以劃出各家的家庭成份了。
不過，這是解放初期的舊話。
現在，門樓的規模和姿式，已經與土改時定的那個成份關系不大了；如果按着舊的習慣去猜度，準會鬧出牛頭不對馬嘴的笑話來。
門樓正中，一般都要挂門匾，門匾上镌刻四個大字。
這四個大字的選擇，實際是這個門樓裡的莊稼主人的立家宣言。
解放後，莊稼人心勁高漲，對門樓上的門匾的選擇，免不了受時風的影響，土地改革時，好多人喜歡用“發展生産”、“發家緻富”；合作化時又時興“共同富裕”、“康莊大道”；三年困難時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儉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運動接連不斷的十餘年中，諸如“紅日高照”、“萬壽無疆”、“鬥争為綱”、“真學大寨”等政治口号，确實風靡一時。
解放前門樓題匾的内容，可就單調得多了。
凡是能修建得起磚木門樓或稍微像樣的土木門樓的殷實人家，題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選用“耕讀傳家”四字，其用意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楊徐村，在南源上的稠如星海的鄉村裡，隻算個中小型村莊，二百多戶農家中，門樓修茸得最闊氣的是大财東楊龜年家的。
水磨青磚，雕梁畫棟，飛檐翹角，俨然一座富麗堂皇的四角亭子。
門樓下蹲着兩隻青石雄獅，牆上刻着飛禽走獸。
門樓正中，在象征着吉祥永久的鶴鹿圖像中，刻下四個篆體“耕讀傳家”的題字，與團團祥雲相諧調。
楊龜年的大兒子在鹹甯縣政府作官員，家裡有百餘畝河川水澆地，整整兩槽高騾大馬，真是有耕有讀，宣言與實際相一緻。
其餘那些雖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門樓的殷實戶，也東施效颦地題下“耕讀傳家”的門匾，卻大都是有耕無讀，名實不符，甚至一家老少盡是些目不識丁的粗笨莊稼漢子。
但作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後世，無讀書人的缺憾，必當由後輩人來彌補。
楊徐村另一戶能修得起磚木門樓而且名副其實的“耕讀傳家”的人家，當推我家了。
我爺爺徐敬儒，對“耕讀”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楊龜年家還要純粹。
楊龜年的大兒子在縣府供職，主要是為官而不從讀了，二兒子從軍耍槍杆子而鮮動筆杆子了；家裡的莊稼全靠長工和短工播種和收割而無需楊龜年動手擡腳。
我爺爺徐敬儒，那才是“耕讀”精神的忠誠信徒和真正的實踐者。
我爺爺徐敬儒，人稱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為科舉制度的廢止而不能中舉高升，就在楊徐村坐館執教，直到鬓發霜染，仍然健坐學館，也不知出于什麼的思想影響，我爺爺把門樓上那副“耕讀傳家”的題匾挖掉了，換上一副“讀耕傳家”的題匾，把“耕”和“讀”的位置做了調換。
字是我爺爺親筆寫的，方方正正，骨架楞蹭，一筆不苟，真柳字體，再由我父親一筆一劃鑿刻下來。
我父親初看時，還以為我爺爺筆下失誤，問時，爺爺一拂袖子，瞪了爸爸一眼，沒有回答。
我父親不敢再問，卻明白了是有意調換而不屬筆誤，該當慢慢地去體味，低下頭小心翼翼地鑿刻起來。
更有一件蹊跷的事。
我爺爺垂老之時，對我父親兄弟三人做了嚴格分工，一人繼承他坐學館，體現“讀”；二人做務莊稼，體現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
這樣的分工，兄弟三人還勉強接受得了，臨到爺爺咽氣時，又留下嚴格的家訓，可以歸納為“三要三不要”的遺囑。
其訓示曰：教書的隻做學問，不要求官為宦；務農的要親身躬耕，不要雇工代勞；隻要保住現有家産不失，不要置地蓋房買騾馬。
兄弟三個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
他們三個正當成年，早就想着齊心合力一展宏圖，在楊徐村與楊龜年家争一争高低。
近幾年間，楊家兵強馬壯，置田蓋房，百業興旺，已成為方圓十裡八村新興的富戶。
眼看着楊家小河漲水似的暴發起來，兄弟三人對父親拘拘謹謹的治家方針早已多所不滿，又不敢說，想不到老先生活着時限制他們的手腳，臨走前還要把他們死死地捆綁在這點小家業上。
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計到三個兒子的心數兒，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