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中，景藩老漢帶着幾分酒興，跨進自家門樓，就瞧見兒子無精打采地坐在已經昏暗的前院裡的槐樹下。
他對兒子擺出的這種愁腸苦相的架勢十分反感。
老漢沒有招理兒子，推車徑直走進去，放下車子，走進裡屋，伺老伴：“你跟他說來沒？”
“說來。
”老伴回答，“娃說他願意去開車。
”
“願意個屁！”老漢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難受的那個架勢！”
“晌午我再三問，娃都說願意嘛！”老伴對于老頭一進門來的這種氣勢不滿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
“要是真心願意去，他會蹦蹦跳跳的，你記不記得，那年剛一接到參軍通知書，他跑前跑後，嘴裡唱唱嗬嗬的，啥架勢？”老漢觀察到了兒子行為中的漏洞，“你看他現時那個架勢，愁眉苦臉，象是要上殺場，哪象是要去參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漢的眼睛是厲害的。
她又何嘗絲毫沒有察覺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兒子想去開汽車，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經辦起來的磚場和牛場，正象老漢自己當年撂不下剛剛興辦起來的農業社一樣。
她主張耐心勸導，勸得兒子一兩天後到縣上去報了到，坐進駕駛室，啥事也就沒有了。
她很擔心老漢動不動就想發火的神氣，有可能把事情弄僵。
她要勸兒子，又要勸老漢，使這個農家小院裡保持平靜和安甯。
老漢今日一回到家，她就發覺老漢說話腔調很高，脖頸紅紅的，口鼻裡噴出一股燒酒味，就問：“你在誰家喝酒來？”
“在永槐家。
”景藩老漢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煙，夾在指縫問，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聲高氣壯地說，“今日喝得痛快，談得痛快！”
景藩老漢從公社出來，覺察出王書記似乎把他當成累贅而急于換掉的用意，感到有點寒心；在路上遇見牛娃的時候，自然就沒有順氣，以緻态度有失檢點；在路過何家營村的時候，被黨支部書記何永槐拉到屋裡去了。
兩位在土改中結識的農村基層幹部，現在坐在方桌對面，對飲起來了。
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幹部，現在都跟景藩老漢一樣，霜染鬓發了。
景藩老漢呷着酒，感歎着。
幾十年的經曆，兩個都差不多，不過永槐是蔬菜專業隊何家營的黨支書，家庭經濟狀況比他好；而個人經曆，簡直如出一轍。
在河西公社裡，他倆曾經是糧棉和蔬菜兩類作物生産的先進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縣上和地區出席各種會議。
“四清”和“文革”中，兩個都被整慘了。
他倆作為河西公社大隊一級的“走資派”代表，被造反派們押在一輛汽車上，遊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兩人結下了友誼。
何永槐端出一盤豬頭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問，“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淨了。
”景藩老漢說，“你們蔬菜隊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漢，“原先說蔬菜隊不分，現時也保不住。
”
“蔬菜隊分了地，社員保準不給國家蔬菜公司交菜，差價太大嘛！”景藩老漢問，“工人和幹部，都得上自由市場買菜了……”
“愛上哪兒買上哪兒買去！”何永槐不屑一顧地說，“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勞神了。
”
景藩老漢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煩惱的神氣，心裡說，甭看他嘴裡說得那麼不在乎，其實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過是賭氣話罷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還要咱們這号幹部做啥？”景藩老漢說，“各家各戶種莊稼，幹部沒事幹了。
”
“抓計劃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說，“隻剩下這一項工作了……”
景藩老漢也笑了。
“你聽沒聽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社員有了錢，幹部丢特權’。
”何永槐念着他聽到的順口溜，悻悻地說，“當初為辦農業社，咱把心操盡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說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廣播上說幹部不願意分地，是怕勞動，盡說的屁話！我要是分得幾畝地，讓他看看，看我種得出何家營的頭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話更投機。
景藩老漢覺得心裡暢快——何永槐把他心裡的話全都說出來了，他雖然這樣想，但嘴裡不敢說。
公社王書記在傳達縣委關于搞好責任制的文件精神時，批評過永槐剛才念的那幾句流傳在鄉村裡的順口溜，再三解釋責任制和單幹的本質區别。
老漢服從紀律，把自己的“不一緻”的看法藏在心裡，決不在公開場合亂說亂道。
如今何永槐毫無顧忌地說着對實行責任制的“不一緻性兒”的話，景藩老漢聽得痛快。
兩個“老土改”喝着，對正在貫徹的責任制的農業政策發牢騷……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這個時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時節，渭河平原的農村裡，“責任制”這個新名詞，正如當年的“農業社”這個名詞一樣，在莊稼人的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