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多少錢？”我問。
“嗨！現在還談不上補多補少的問題。
”老喬說，“隊裡不給馬羅老漢蓋章，說他……”
我雖然分管民政工作，冬季貧寒救濟的具體事項卻是由老喬辦理，我不太過多幹預。
老喬是位老同志，人又公正，完全可以放心他做好這件極容易鬧矛盾的工作。
現在，面對馬羅大叔的救濟問題，我卻忍不住甩出點子來了：“該給老漢救濟多少，你定個數兒，隊裡不蓋章拉倒，我簽字負責！”
“咱們有些村子的幹部……真不像話。
”老喬也因此而發牢騷，“馬羅老漢剛才來給我說，去年的貧寒救濟款和物資，全由幹部悄悄地私分了。
當然，咱們工作上也有漏洞，馬羅說他不為要錢，為鬧事！老漢大喊大叫，說他要把這事鬧得全村都知道，還要尋縣委反映。
他說他才不在乎那幾個錢，十來二十塊地也發不了家……”
“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
”我說，“剛才他和我見過了，可是一句未提……隻說是浪哩逛哩！”
“這老漢倔得很。
”老喬說，“我給他說，讓他找你反映反映，他可直搖頭，我還當是他和你不合卯竅哩……”
我沒有再說話，走出老喬的辦公室。
馬羅大叔對我隻字未提，甚至有意躲避着我，本能地使我記起他說過的“不求回報”的話，自己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滋味在心頭了。
我還是堅持我甩出的點子，讓老喬給馬羅大叔送去了救濟款和棉布棉花。
老喬回來時，詳細叙述了經過，他做得更嚴密，把棉布棉花直接交給婦女隊長，讓她給老漢縫制棉衣棉褲。
我初聽時很欣慰，稍一思忖，又不禁慌然，這難道是合他本意的麼？
一孔窯洞中間，停放着馬羅大叔的棺柩。
今日午時已經入殓蓋棺，我再也看不見那寬大的蒜頭鼻子了，以及那兩條深刻在臉頰上的大動脈似的皺紋。
窯裡和窯院的一切空間，全被男女老少圍塞滿了，門口仍然湧進一溜連串前來送紙的鄉親。
他們在靈桌前放下麻紙，點燃一炷紫香，插進用瓷缸代用的香爐，鞠一鞠躬，就參加到人堆裡說閑話去了。
我在靈桌前站住，放下紙，從香筒裡抽出一支香，在蠟燭上點燃，插進香枝已經十分稠密的香爐，照着所有莊稼人的規矩，抱住雙拳，舉齊額頭，向馬羅大叔鞠一鞠躬。
當我深深地彎下腰，虔誠地低下頭去的時候，一個鏡頭閃現在腦際了——
在一座十分雅緻的高層大樓上，我應邀參加一個規模不小的宴會，來自南方北方的新朋老友，杯盤交盞，詞懇意切。
我亦興之所至，敞懷痛飲，酒過數巡，我的腦子裡突然閃出馬羅大叔一把甩到我懷裡的那個燒烤成黑色的包谷棒子來！細一瞅幻覺消失了，桌上是狼藉的雞骨魚翅，桌下是軟茸茸的紅地毯，哪有什麼鬼包谷棒子的蹤迹……我可沒有醉！
紫香焚燒的青煙，在靈堂上飄繞，空氣裡有一縷幽微的香味。
我停立在靈桌前，腦子裡又變得一片空白了，直到我被誰擁撞了一下，才發覺後面已經擁着一堆等候進香的男女，我立即讓開位置。
她——馬羅大叔的阿克西尼亞——站在靈桌前頭了。
她點燃一支香，插進香爐的時候，手指抖着，竟然兩次把香弄斷了。
她的表面倒裝得沉靜，跪下去，磕了頭，站起來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眼角滲出的淚痕。
所有老年女人們都表現出過分的熱情，招呼她喝水，沒有譏诮和輕薄的意思，她倒有點忸怩了。
我很快弄清，這場喪禮葬儀是由幾位熱心人組織的。
土地下戶以後，馬羅沒有心思撫養莊稼，在一畝多責任田裡全部種上了樹苗，還沒來得及賣掉，自己卻死了。
他仍然被村民們推舉為護田人，統一看守各家各戶的莊稼，按照田畝分攤給他一定的報酬。
剛進臘月，本年的酬金還沒領，他卻死了。
于是，村民們就形成一條動議，把他看守莊稼的酬金按戶收齊——甭虧了馬羅！再把樹苗折價，由隊裡暫且墊付。
把這兩筆款子合起，籌辦馬羅的喪葬大事。
“八挂五”的樂人班子（十三人）已經在窯院裡唱起《祭靈》，公社電影放映隊的放映員正在打麥場上挂銀幕，滿村巷裡都洋溢着歡悅的浪花。
馬羅生時寂寞，死時卻熱鬧，能得到這種死而無怨的結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鄉親們中間，抽煙，喝茶，聽大夥兒高聲說笑，看衆人跑前跑後地忙呼的身影，心裡卻不時閃出那個甩到我懷裡來的燒熟的包谷棒子，那是怎樣美好的一頓野炊晚餐……
1984.10草改于西安東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