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一号文件一下達，我就在心裡罵五裡鎮公社書記，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樂叔暢快地笑着，“人都說我詭，這回不詭啰！我把全部家當拿出來，擺在五裡鎮上了。
咱一生擔驚受怕，心裡多刻了幾道渠兒，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膽喲！”
鬼秧子樂叔幾口酒下肚，臉像豬肝一樣紅了，話多了，聲壯了，簡直沒有我插言的縫隙，他自嘲地擺擺花白的腦袋，感慨地說：“叔這多年裡，就像在月亮地裡走路，把自個的影子當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這個飯館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緒的感染，心情很暢快，“‘一字歌’，很雅緻，也有意思！”
“我請了幾位中學教員，擺了一桌酒席，請他們給我的新飯館起名。
”鬼秧子樂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個名字，我就選中了這個，它合咱的心。
”
我很暢快，就起身告辭。
鬼秧子樂叔卻興緻正高漲，死活不讓走：“我還跟你沒說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訴我，前幾天，五裡鎮公社開會，動員大家給學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塊兩塊歡迎，千元百元更好。
鬼秧子樂叔當場站起，報了一萬元，全場立時響起掌聲。
那個在廣播上把一切亂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為“污染”的公社書記，帶頭站起來，當着千餘人的面，代表五裡鎮幾千名小學生向鬼秧子樂叔鞠躬緻禮，感動得老漢熱淚撲灑。
“人家領導問我有啥要求？我說，修好學校以後，把我的名字刻上，就這話。
”鬼秧子樂叔說，“我跟朱舉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裡鎮讀小學的時候，老師講校史時，說五裡鎮小學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舉的一位朱舉人捐款興建的。
正堂上的一塊青石碑上，記載着這位舉人給家鄉文化建設所作的義舉，在世世代代的莊稼人中傳為美談。
“文革”中，那塊碑石給搬掉了，不知扔到什麼角落裡去了。
前年，被誰從莊稼人打土坯的土壕裡發現了，擡回五裡鎮小學，重新栽在花園裡。
鬼秧子樂叔也想在五裡鎮這個小小的社會裡，留名青史，我可沒有料到。
“公社答應了！”鬼秧子樂叔有點得意，“公社書記親自給我說，‘你的碑子跟朱舉人的碑子并排放着。
’”
“叔呀！你給咱家鄉的子孫後代做下一件好事，群衆不會忘記你的。
”我喝了幾口酒，對鬼秧子樂叔的進步大加稱頌，“你而今心裡踏實了吧？再不……”
鬼秧子樂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譏诮地瞥我一眼，不以為然地搖搖頭，打斷我的話，眼裡又露出那種詭秘的氣象，說：“好老侄兒，不瞞你說，我捐出一萬元來，權當這幾年沒掙。
捐出去，讓五裡鎮公社的每一戶莊稼人都得一點好處，免得日後來了運動，亂口紛紛咬我。
二來呢？我把一萬塊票子捐給你公社書記，你書記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親口答應給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後還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樂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詭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
我正在心裡琢磨着他的義舉裡所包含的新的意義，新的進步，新的心理變化……卻想不到他竟是出于這樣的動機。
“我不能不考慮留下退路！”鬼秧子樂叔揚起頭，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隻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萬塊，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後萬一政策變卦了，看你咋好開口整我？”
他很得意地笑起來。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轉為沉重起來，點燃了一支煙……
小說寫到這裡，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覺得不免有圖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卻無法完全回避。
鬼秧子樂叔的所有詭秘的言行舉措裡，無一不折射着我們施行過的政策的餘光。
也許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膚色的農業人口中，鬼秧子樂叔的詭秘的心理算是一種獨有的怪癖；因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會制度下的農民畢竟有職業上的共同之處，譬如豐年的歡樂和災年的憂愁，譬如對于糧食價格的升跌的擔憂。
獨有鬼秧子樂叔除了禦自然災害之外，又多了一層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變态心理，使人難以揣摸準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剛剛成年的一代農民，譬如鬼秧子樂叔的二女兒鳳子和她的丈夫，将不會循着鬼秧子樂叔曲裡拐彎的心的軌迹思謀籌劃他們的前程了！
無論如何，我仍然虔誠地祝願，鬼秧子樂叔開張不久的“一字歌餃子館”生意興隆……
1984.10.21于西安東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