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最根本的運作規律。
馬克思是我的思想導師。
”
我雖然對文史哲也同樣感興趣，但不想和一個長輩切磋哲學問題，很别扭。
而且父輩這代人，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不可能以客觀冷靜的方式來審視哲學和世界，必然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話不投機半句多。
“楊伯伯，那個圖案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提醒他不要跑題了。
楊慕雲從寫字台上的文件裡翻出一個文件夾遞給我。
我坐到沙發上，打開來看，裡面夾着厚厚的一摞手寫資料。
筆迹很潦草，看樣子寫的非常倉促，行文的這個人思維很跳躍，很多筆畫都飛了起來。
看了一會兒，我有點頭暈，資料也有些淩亂，一時理不清思路。
我求助地看看楊慕雲，楊慕雲遞給我一瓶礦泉水，他說：“在香港有一個很特别的圖書館，叫軍事情報資料館。
裡面搜集了關于近代、現代，在亞洲範圍内所發生的戰争方方面面的資料。
那裡也不是什麼人都能進去的，我花了很多錢，委托一位有背景的朋友，讓他代我進去查閱。
那個地方，不但不允許往外借閱資料，而且不讓帶筆和一切攝像器具，隻能用兩隻眼幹看。
我那位朋友天賦異禀，記憶力十分驚人，你現在看到的資料，就是他在那裡查閱相關資料，出來後默寫下來的。
”
讓他這麼一說，我手裡的文件夾頓時沉重起來，我重新審視起這些文件。
楊慕雲繼續道：“當時我委托他查閱有關二戰日本關東軍的文獻和情報資料，凡是能查到的，不拘巨細。
重點就是你看到的那個火輪一樣的圖案。
”
“這方面資料很多吧？”我問。
“浩如煙海。
除了官方的資料，還有各種報刊、回憶錄、審訊資料、戰争幸存者的訪問見聞等等。
各種線索彙聚，一件塵封的往事，逐漸現形。
在二戰期間，日本東京大本營曾經向關東軍發去一份代号叫‘大紅蓮’的絕密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