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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道:“算了,我根本不認識你那位朋友,無頭無腦去調查,誰會理我?”

    熊逸忙道:“那你放心,這位遇到了不幸的朋友,姓黃,叫黃博宜,他工作的那個博物院院長,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給你一封介紹信。”

    他取出了一隻手提打字機來,迅速地打起介紹信來。我的腦中,十分混亂,聽着打字機那種單調的“得得”聲,又使我想起了那卷錄音帶上那種節奏單調的敲擊樂器的聲音。

    我覺得,錄音帶上的那種樂器的聲音,雖然簡單、沉緩,但是卻也決不是随便敲得出來的,那種簡單的樂音,聽來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

    我在呆呆地想着,熊逸已經打好了信,簽了名,将信交給了我。我草草看了一遍,熊逸在信中,對我着實捧場,将我渲染成為一個東方古器物專家,東方語言專家,以及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有深刻研究的人。事實上,世界上不可能有這樣的人。

    我擡起頭來:“說得那麼好,過分了吧!”

    熊逸笑道:“一點也不過分,如果不是你的年紀太輕,我一定要加上一句,當年周口店發掘北京人,你和裴文中教授,共同負責!”

    我真給他說得有點啼笑皆非,忙道:“行了,再下去,你要說我是章太炎的同學了!”

    熊逸道:“你不知道那院長的為人,鄧肯院長對東方人很有好感,将你說得神通廣大些,他會崇拜你,你的工作也容易進行!”

    熊逸又打好了信封,将信交了給我:“我明天一早就要動身了。”

    我和他握手,道:“再見!”

    我和熊逸的第一次會見,就那樣結束了。

    當然,我和他還有第二次,以及更多的會見,但是那是以後的事,現在自然不必多說。

    我回到了家中,自己想想,也不禁覺得好笑,天下大概再也沒有像我那樣無事忙的人了,為了一卷莫名其妙的錄音帶遠涉重洋!自然,“莫名其妙”看來根本不成其為我遠涉重洋的理由。但是實際上,正是那使我遠行,因為我若是知道那卷錄音帶的來龍去脈,怎提得起遠行的興趣?

    第二天下午,我上了飛機。

    旅行袋中,帶着那卷錄音帶,在這兩天中,我又聽了它不知多少次,熟得可以哼出那首“哀歌”。

    當我最後幾次聽那卷錄音帶的時候,我甚至和着錄音帶上的聲音,一起唱着。

    雖然我絕不知道歌詞的内容是甚麼,但是當我加在那男男女女的聲音之中的時候,我的心中,也不禁有一種深切的悲哀。

    我心中懷疑,一個以殺人為樂的邪教,在殺了一個人之後,不可能發出如此深刻哀切的歌聲!

    然而當我懷疑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又不禁自己問自己:在甚麼樣的情形下,殺了一個人,又會對這個人的死亡,顯出如此深切的哀悼?

    我當然得不到答案!

    我一直在神思恍惚之中,整個旅程,心不在焉,直到我到了目的地,在酒店中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帶着熊逸的信,去求見鄧肯院長時,我才極力使自己鎮定下來。

    鄧肯院長在他寬大的辦公室中接見我,看了熊逸的介紹信之後,這個滿頭銀發的老人,立時對我現出極其欽佩的神情,他站起來,熱情地和我握手:“或許是由于我個人興趣的關系,我們院中,收藏最多的,就是東方的物品!”

    我忙解釋道:“我并不是來參觀貴院,我是為了黃博宜的死而來。”

    鄧肯院長卻根本不理會我說甚麼,他握住我的手,搖着:“衛先生,既然你是這方面的專家,請來看看我們的收藏!”

    我覺得有點啼笑皆非,但是我想到,要調查黃博宜的事,必須他幫忙,如果現在拒絕他的邀請,那會使我以後事情進行不順利。

    是以我道:“好的,見識一下。”

    鄧肯興緻勃勃,和我一起走出了他的辦公室,走在光線柔和的走廊中,鄧肯不住地在說着話,他道:“黃先生是負責東方收藏品的,他真是極其出色的人才,真可惜!”

    我趕忙問道:“你對黃先生的了解怎樣?”

    鄧肯又歎了一聲:“他?我簡直将他當作兒子一樣!”

    我忙道:“他的生活情形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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