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早上七點，舒爾茨先生來到查林一克羅斯火車站。
中午，他便來到南安普頓路93号，走進用木頭欄杆隔成兩半的一間大廳，一邊是文書辦公處，一邊是接待處，廳内放着六把椅子、一張黑顔色的桌子、許許多多的綠皮文件夾和一本通訊簿。
兩個年輕人坐在桌子前，正在靜靜地吃着各國司法界人士傳統的面包加奶酪的傳統午餐。
“比洛斯、格林和夏普先生在嗎？”教授用他那吩咐開晚飯一樣的聲音問道。
“夏普先生在他的辦公室……您貴姓？有什麼事嗎？”
“我是耶拿的舒爾茨教授，為朗傑沃爾一事而來。
”
年輕文書低聲地朝送話器裡把此事報告了，然後，耳朵貼着外人無法聽見的聽筒，聽見傳來了答複，那答複可能是這麼個意思：
“見鬼去吧，朗傑沃爾案子！又來了一個自以為是貴族的瘋子！”
年輕文書回答道：
“這個人看上去是個‘體面人’。
他的神氣不讨喜，但并不像是個初出茅廬者。
”
接着是一聲神秘的驚呼：
“那他是從德國來的……”
“至少他是這麼說的。
”
話筒中傳過來一聲歎息：
“讓他上來吧。
”
“三樓，正對樓梯的那間屋，“年輕文書指着裡面的一條通道大聲說道。
教授進了通道，爬了兩層樓梯，來到一扇覆有軟墊的房門前，門上的一塊銅牌上镌刻着夏普先生的黑體字的名字。
夏普先生的辦公室普普通通，地上鋪有地毯，置放着幾把皮椅子，一張很大的桃花心木桌子上，放着攤開的文件夾。
他坐在桌前，微微地欠了欠身，然後，按照坐辦公室的人那種文雅習慣，又翻閱了五分鐘的文件，以示自己很忙的架勢。
最後，他轉向已坐在他跟前的舒爾茨教授。
“先生，”他說，“請您簡要地告訴我您的來意。
我的時間極其有限，我隻能給您幾分鐘的時間。
”
教授似乎笑了笑，表示他對這種接待并不介意。
“當您知道我為什麼來之後，”教授說道，“您也許會覺得再多給我幾分鐘的時間為好。
”
“您說吧，先生。
”
“是關于巴勒迪克的讓一雅克-朗傑沃爾的繼承問題。
我是他姐姐泰雷茲-朗傑沃爾的孩子。
她于一七九二年嫁給我祖父馬丹-舒爾茨，我祖父是不輪瑞克駐軍的外科大夫，于一八一四年亡故。
我保存有我鼻祖寫給他姐姐的三封信，并且知道許多關于他在耶拿戰役之後路過我們家的情況，另外，還有證明我們親屬關系的完全合法的文件。
”
用不着贅述舒爾茨教授對夏普先生所作的說明了。
他一反常态，幾乎是絮叨個沒完沒了了。
的确，這是他唯一可以講個沒完的事。
對于他來說，的确必須讓美國人夏普知道，日耳曼民族是淩駕于其他所有民族之上的。
他之所以一心想着要回這筆遺産，那尤其是因為他要從法國人手中将它奪過來，因為法國人隻會把這大筆錢花在無謂的小事上！……他之所以憎恨他的對手，就是因為對手是法國人的緣故！……要是對手是個德國人，他也就不會這麼堅持了。
但是，一想到對手是個所謂的學者，一個法國人，他可能會用這筆巨款去為法蘭西的主張服務，教授便怒不可遏，勢在必得。
乍看起來，這套政治性的離題話語與巨額财産繼承之間并無明顯的聯系。
但是，夏普先生辦事相當老練，看出來整個日耳曼民族的民族願望和舒爾茨個人對印度貴婦的這筆遺産的個人需求之間的不同尋常的關系。
其實，這兩者是一回事。
再說，不可能有任何的懷疑。
盡管與一個劣等民族有親屬關系，對于一位耶拿大學的教授來說是極其丢人的事，但是，很顯然，這個責任應由當初生養這個獨特尤物的法國女性祖先來負的。
不過，這種與薩拉贊大夫的旁系的親屬關系隻是使之也有一份旁系親屬所應得的遺産而已。
這時，夏普先生看到了以合法形式支持他的權益的可能性，而且，在這個可能性中，他又隐約看見完全有利于比洛斯-格林-夏普事務所的另一種可能性，亦即把已經辦得很漂亮的朗傑沃爾财産繼承案變得更加好上加好，仿佛是狄更斯的《賈恩迪斯兄弟閱牆》的新編劇。
這位法律界人士眼前展現的是各種各樣的蓋着印鑒的文件、契約和材料。
或者，更妙的是，他想到了一個由他，夏普，從中調解的對兩個當事人都有利的折中辦法，這個辦法使他，夏普，能夠名利雙收。
于是，他把薩拉贊大夫的繼承資料告訴了舒爾茨教授，并且給後者看了證明文件，又暗示後者，如果委托比洛斯-格林-夏普事務所負責從他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