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離職不幹；也有一些人擔心遇上類似沙頭角槍戰的事件，或是在暴動中被暴徒所殺，于是向上級請辭。
何先生在灣仔住了很久，跟一些警長相熟，從他們口中知道，這幾個月來所有警員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時候命，在家一收到電話便要出動，而除了本來的工作外，還要到防暴隊值班。
政府為了穩定軍心，員警加薪百分之三十，還調高加班費，甚至提供免費夥食。
何先生說負責分發薪水給下屬的醫長的公事包裡，有時會有一疊疊厚厚的鈔票哩。
政府以金錢利誘員警留下，其實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罷工，失去收入，沒飯吃自然沒能力談什麼「鬥争」，工會領袖會接濟罷工工人，每月發放津貼，付一、兩百元給他們，讓他們去示威集會□，我不知道為什麼工會有這麼多錢，有人說是中國政府暗地裡撥下的「革命」資金，我隻知道，這場對抗并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态之争，還牽涉到不少金錢利益，可能這就是現實。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約是二百港元。
罷工工人獲得資助的情報，是我親耳聽來的——跟我和大哥為郊、住在何先生的闆間房的，正好有兩位左派分子。
何先生租出了三間闆關房，一間住了我和大哥，旁邊一聞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強的記者，另一問的租客叫蘇松，是一位紡織業工人。
蘇先生在五月尾響應工會号召罷工，旋即便被老闆解雇，雖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給何先生，我好奇一問，他告訴我「工會領導」有給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務更有酬勞，他勸告我加入他們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國人的統治，說現在是難得的機會，革命成功的話，我們這些「思想純正」、「及時區分敵友」的同志便能擔當領導工作。
我沒有明言拒絕，隻說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
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會把我當成「反動分子」，将來有什麼後果我真的談不上來。
相比起态度強硬、滿腔熱血的蘇先生，杜自強反而像是個「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來在報館工作，負責經濟新聞，可是因為他工作的報社是被政府查對的左派報社之一，他無辜地被牽連，失去工作。
無奈之下他隻好加入鬥争，一來工會接濟可以解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來鬥争成功，報館重開，他便能再次受雇。
他跟我說這些時一臉愁容：我想就連他自己也不認為政府會讓步，報紙會複刊。
這個時代就是如此吊詭。
我每天擔心着大哥和自己會被炸彈炸死、治安日壞、政府倒台、社會癱瘓、城市陷入戰争，而我每天卻裝作若無其事地替房東顧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鄰居道早安，賣汽水給代表「法西斯」的警員。
電台播音員大罵左派為禍社會、破壞安甯，親中的報紙社論痛斥港英軍警「瘋狂迫害」愛國組織。
雙方都自命正義，而我們這群民衆束手無策，在強權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為自己會繼續這種無奈的生活，直至暴動平息，或是英國人撤走。
我沒想到，我偶然聽到的一句話，令我卷進漩渦，置身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