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了大黴。
因為我反抗過他們，所以他們更恨我。
雖然被他們槍斃了兩個劇本，但是我還要寫下一個，這就是《敵中橫斷三百裡》。
這是根據山中峰太郎的冒險小說改編的電影劇本，描寫的是日俄戰争時建川偵察隊的故事。
日俄戰争時的建川少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已升為中将，當了駐蘇大使。
對于把偵察隊的事迹搬上銀幕的事，他特别感興趣。
因此我想，内務省的檢查官大概不會對此說三道四了吧。
其次，那時的哈爾濱附近還住着很多白俄人，其中有很多哥薩克人，還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們的軍服和軍旗，這對于拍攝影片是個有利條件。
有了這兩個極好的條件，我向公司提出，要拍攝《敵中橫斷三百裡》。
當時東寶公司制片部長森田信義是最高決策人。
他看了我的劇本，“哦”了一聲說：“有趣……不過……”
總而言之，他說這個劇本很有趣，無論如何也應該把它拍成電影。
但是，我是新手，把它交給我拍未免分量太重，雲雲。
這話一點也沒錯，我寫的這個劇本雖然沒有戰争場面，但描寫的卻是大會戰之前處于對峙狀态的日俄兩軍。
結果，這部《敵中橫斷三百裡》就嗚呼哀哉了。
若幹年之後，森田先生想起此事還後悔地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他說：“如果讓黑澤拍了它……雖然我感到遺憾，但當時有不得已的苦衷。
”戰争時期，電影界本來就是無風三尺浪，苦難重重，當然沒有餘力讓我這樣一個新手幹那樣的大事。
拍片計劃一落空，經山本先生和森田先生幫忙，在月刊《電影評論》上發表了這個劇本。
盡管這樣，我的心情仍然相當沮喪。
那時，有一天我在《日本電影》這個刊物的廣告上看到了植草圭之助的名字。
這本雜志上登載了他寫的劇本《母親的地圖》。
我從銀座大街的書店裡買了這本雜志，剛出書店大門，不期然地碰見了植草。
這時我看到，他上衣的口袋裡裝着刊登我那劇本的《電影評論》。
這簡直巧得令人不可思議。
我和植草從黑田小學時代培養起來的友誼，從這天起又開始延續。
在銀座大街見面的這一天，我們倆幹了什麼，談了什麼，已經忘了。
後來，植草進了東寶的劇本部，不久我們就在一起共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