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我的工作也上了軌道。
在談這方面的情況之前，我想再一次回顧戰争時期的自己。
戰争期間，我并沒有抵抗軍國主義。
很遺憾，不能不老實說，我沒有積極抵抗的勇氣，隻有适當的迎合或者逃避。
這是可恥的，然而它是不能不老老實實承認的事實。
所以，我沒有大言不慚地批判戰争時期諸種事實的資格。
戰後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都是外力賦予的，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鬥争得來的。
所以我想，要想把它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就必須認真地學習，謙虛謹慎，必須有從頭做起的決心才行。
但是，戰後日本的潮流是把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囫囵吞棗似的吞了下去，以為隻要這樣就可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為了聽天皇宣讀诏書的廣播，我被叫到制片廠。
那時我在路上看到的情景永遠難忘。
去的時候，從祖師谷到制片廠的商店街上，感覺真有一億人抱着甯為玉碎的覺悟一般，非常緊張。
有的老闆拿出日本刀，拔刀出鞘，目不轉睛地看着那刀身。
我早就料想到這次是結束戰争的宣言。
看到眼前這種情景，我就想，日本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然而在制片廠聽完戰争結束诏書回家的路上，那氣氛完全變了，商店街的人們仿佛處于節日的前夜一般，都在喜不自勝地幹活。
這究竟是日本人性格中的韌性，還是軟弱？
我隻能認為，日本人的性格中至少有這兩個方面。
我自己身上也有。
假使不是宣布戰争結束的诏書，而是号召舉國玉碎的什麼書，那麼，我在去的路上看到的那些人，可能已經一個個都死掉了。
恐怕我也難免一死。
我們接受了以看重自我為惡行、以抛棄自我為良知的教育，習慣于接受這種教育，甚至毫不懷疑。
我想，沒有自我完善，那就永遠也不會有自由主義、民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