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張紅旗無話可說，老師的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要想教育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的學生，首先就得在談話中壓倒他們。
對張紅旗的教育，已經獲得了很好的開端。
下面的話就是正面強攻了：“陳星為你進派出所已經兩次了，這個事實你總不能否認吧？在我教過的學生裡，最壞最壞的也僅僅是二進宮，難道我應該眼睜睜地看着他為你打破這個紀錄嗎？退一步講，就算咱們班的同學中有那種低級趣味、熱衷嚼舌頭根——的風氣，嚼誰的，不嚼誰的，未必也不是一個風向标吧？過去怎麼沒人說你？現在怎麼有了？難道不是你先有了變化嗎？”
張紅旗無力地抵抗道：“我能有什麼變化……”
而既然高壓已經起到了作用，此刻也就到了“話鋒一轉”的時候。
老師的語氣陡然緩和下來，眼神也變得寬厚而真誠：“不管怎麼樣，我希望你能認真地想一想。
你畢竟是我最得意的學生，我得承認，再沒有一個學生像你這樣讓我寄予厚望了。
我相信你能處理好這件事情，你也必須處理好這件事情。
假如你出現什麼問題，我的痛心是你沒法體會到的。
”
張紅旗幾乎不敢看老師的眼睛了，她害怕對方随即流出兩滴盡心盡職的眼淚。
假如這時候老師再來一個積勞成疾造成的慢性病爆發，那這場教育工作者的煽情大戲就算完美了。
她隻好低着頭，看着運動鞋的鞋尖，直到最後一句話從額頭傳來：“你可以走了。
我相信我的話你都聽進去了。
”
當然，事情還沒算完。
老師在張紅旗回家之前，早已一個電話追到了她家裡。
他們的工作總是全方位、立體的，不僅要做學生的工作，還要做學生父母的工作，必要的時候，還要做學生爺爺奶奶、叔叔大爺、街坊四鄰的工作。
“做該做的工作”，這個短語的外延幾乎可以是無窮的。
吃飯的時候，父母反常地誰也沒有說話。
他們家慣常的美國式晚餐聊天變成了各自悶頭吃。
隻有弟弟張紅兵，冷不丁地會從碗後面露出眼睛，瞥上張紅旗一眼。
那眼神分明是幸災樂禍的：你也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