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呢？”這個相當公正的奧伯沃澤法官開口問道。
“這類材料到處都給登出來了。
”
“不過，法官先生閣下，這一罪行一直是被該地方檢察官那麼孜孜不倦地加以誇大了——”（來自梅森方面的冗長而又熾烈的反駁。
）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堅決認為，”貝爾納普接下去說。
“公衆早已受到過度刺激和欺騙了。
現在，您找不出十二個人來公正審判這個人了。
”
“多荒唐！”梅森怒沖沖地大聲叫嚷。
“簡直是胡扯淡！要知道各報刊他們自己采訪、刊登的證據材料，就比我還要多得多哩。
如果說現在已經産生了什麼偏見的話，那也正是公衆從本案裡發現的一些事實所引起的。
不過，我堅信，這兒偏見也并不見得比别地更加激烈吧。
再說，絕大多數的證人就在這兒，要是本案移至一個邊遠的縣份審判，本縣就勢必負擔很大的一筆費用，這是本縣開支不了的，而且事實證明也是毫無必要的。
”
奧伯沃澤法官，此人嚴肅認真，恪守道德，行動遲緩，辦事精細，處理一切問題，喜歡墨守成規，這時，他傾向于贊同梅森的意見。
在随後的五天裡，他對這個問題隻是不緊不慢地考慮了一下。
五天以後，他就決定拒絕被告一方提出變更審判地點的要求。
倘若他作出的決定錯了，反正還有受理上訴的法院，被告一方盡可以到那兒告去。
既然現在他已确定十月十五日為開庭審理的日期（在此以前，據他判斷，被告一方辯護律師是有充裕的時間，為本案進行準備的），他打算前往藍山湖畔自己的别墅去消磨殘夏。
如有什麼特别複雜或是當地解決不了的法律糾紛，不管是檢察官，還是被告一方的辯護律師，都可以上那兒去找他，他将親自聽取他們雙方的意見。
不過，本案既有貝爾納普和傑夫森兩位先生插手，梅森覺得自己最好還得加一把勁，使克萊德定罪一事盡可能做到萬無一失。
他害怕那個年輕的傑夫森，并不亞于他害怕貝爾納普，因此，他便帶上伯頓·伯利、厄爾·紐科姆又一次來到了萊柯格斯。
在那裡，抛開别的不談，他至少發現以下幾點：（一）克萊德購買照相機的地點；（二）在大比騰湖之行前三天，他對佩頓太太說過，他想把照相機帶在身邊，又說他還得買幾個膠卷；（三）有一個名叫奧林·肖特的雜貨鋪掌櫃跟克萊德很熟，但在四個月以前，克萊德為了一個工人老婆懷孕的事向他求教過——還有（這是肖特作為最大的一項秘密對終于發現了他的伯頓·伯利私下講的），他向克萊德推薦過一位住在格洛弗斯維爾附近名叫格倫的醫生；（四）他們找到了這位格倫醫生，還給格倫醫生看過克萊德和羅伯達的照片，格倫能認出來的是羅伯達，但不是克萊德。
格倫還講到羅伯達來找他時的情緒，以及她所說的那些話——這些話無論如何不會暗示出克萊德或是她本人有罪，因此，梅森決定最好暫時不去提它了。
最後還有（五），經過積極努力，那個把帽子賣給克萊德的尤蒂卡帽商也出場了。
因為伯頓·伯利在尤蒂卡接受記者訪問後，伯利的照片就跟克萊德的照片一塊上報——這個帽商碰巧看見了，還記得克萊德這個人，就馬上跟梅森取得了聯系。
結果，帽商的證詞，先是按照格式用打字機打好，又由本人宣過誓，就讓梅森帶走了。
此外，那個搭乘天鵝号汽船時注意過克萊德的鄉下姑娘也給梅森寫信說：她記得當時他戴了一頂草帽，還記得他是在沙隆上了岸的。
這段證詞充分證實了天鵝号船長的話，使梅森感到真是造物主或是命運之神在冥冥之中保佑了他。
最後，他覺得，在所有發現中就數這一條最最重要：住在賓夕法尼亞州貝德福德的一位女士給他寫信說，從七月三日至十日這一周裡，她跟她丈夫正在大比騰東岸，亦即湖的南端帳篷裡露宿。
七月八日下午約莫六點鐘光景，他們正在湖上劃船時，她突然聽到一陣尖叫聲——聽起來像是一個婦女或是姑娘在呼救——是那麼悲切切、凄慘慘。
這一呼喊聲很微弱，仿佛是打從小島後頭傳過來的。
這個小島位于他們正在釣魚的湖灣的西南面。
有關上述這一消息，以及照相機、膠卷、克萊德在堪薩斯城犯罪等材料，現在梅森打算絕對保持緘默，直到臨近開庭審訊的日期，或是在開庭審訊的過程中，當被告一方的辯護律師怎麼也沒法反駁或是自圓其說時，這才亮出來。
至于貝爾納普和傑夫森，他們簡直想不出其實還有那麼多的事可做的。
他們隻是抓住克萊德一到草湖就回心轉意這一點，訓練他怎樣矢口否認，以及怎樣解釋兩頂帽子和那隻手提箱的問題。
不錯，還有扔在克蘭斯頓家别墅附近第四号湖裡的那套衣服，但因為有一個看來是偶爾才釣釣魚的人，在那兒用拟餌鈎拖釣了很久，不知怎的把那套衣服勾撈上來，又經過洗燙，現在就挂在貝爾納普與傑夫森事務所上了鎖的壁櫥裡。
此外，還有沉入大比騰湖底的那架照相機，派人潛入湖底去找，可始終沒有找到——這一情況讓傑夫森得出一個結論，認為：那照相機想必已經落入梅森手裡了。
因此，他決定在開庭的時候，隻要一有合适機會，就得搶先提到這架照相機。
至于說克萊德拿照相機（即便是在無意之中）砸了她，嗯，這件事，至少在當時，他們決定讓他否認說自己沒有砸過——盡管羅伯達的屍體在比爾茨重新挖出來以後，即便在那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