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汴京，熱得讓人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剝下來，汴京城的碼頭、城門卻依然有無數的船隻、車隊、以及百姓進出來往，為生計奔波忙碌着。
這座人口繁多的巨大城池，是當時全球毫無疑問的消費中心，無論是奢侈品還是生活必需品，汴京城的需求，都非常的驚人。
而這一切，全部有賴于發達的水陸運輸業與相關的勞動者。
而在熙甯十年，與整個帝國水陸運輸業相關的工程以及參預的民衆，都達到了大宋曆史上一個前所未來的高度。
自從石越提出的官道修葺計劃進來以來，大宋的君臣士民，認識到交通的發達對帝國的繁榮至關重要的人們越來越多。
在官道修葺計劃進行順利，以及以杭州為中心的兩浙路良好的交通道路網的刺激下，帝國一部分青壯派的低級官僚再也不甘寂寞，這些官員或者是所謂“學院黨”出身，或者受到王安石、石越的雙重影響，或者隻是為了迎合上意，又或者竟是為了撈取私利，總而言之，熙甯十年宋朝官場最流行的話題之一，便是“修葺官路、浚清河道”。
于是，整個帝國在熙甯十年的上半年内，除了少數名臣統領的路州之外，大至一路、小至州縣軍監，數以百計的工程開始進行，遠遠超過了石越與蘇轍最初的計劃，而這些修路與溝通水道的工程，絕大部分是毫無必要的，某些州縣甚至溝通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通航的河道，以做為地方官的“政績”上報！至于這些工程所需要的費用，毫無疑問，财政并不寬裕的朝廷不可能給予實際上的支持，為了迎合上司的口味，這些官員們不得不将工程所需要的款項盡量報低，以顯示自己的的能力。
至于實際需要的銀錢，溫和一點的就向商家富室強行借債，嚴苛一點的則擅自變相加稅。
至于強征百姓勞役，更加成為不可避免的手段——所謂的區别，不過是手段的溫和與否，比如某些風評較好的官員，會采用地方分段承包的方式，将費用與勞役分攤到各村各族，以各村各族各管一段的方式來進行工程，建成之後，再立一個石碑，紀念表彰有功之人。
這樣的方法，本質上也是不付任何費用來役使民衆，不過卻較容易得到百姓的接受或者說不反感，較之簡單粗暴的強征，相對來說自然要好許多。
雖然《汴京新聞》與《西京評論》對這些行為都有所揭露，朝廷中也有一些谏官與禦史進行攻擊，但是皇帝自從壓制住宗室與朝中的蠢蠢欲動之後，就将大部分注意力轉向了石越在陝西挑起的戰争以及帝國正在穩步進行的軍制改革；更何況大宋朝廷的大部分官員，根本無法有效的分辨出地方官員上報的工程哪些是必需哪些是多餘，雖然三令五申禁止地方官吏強征勞役，但是一方面朝廷對地方官員修葺道路、浚清河道所取得的“政績”大加嘉獎，一方面卻根本沒有實際的手段來調查、處罰強征勞役的官吏，那麼無論是皇帝的诏令還是政事堂的命令，毫無疑問也就并沒有值得期望的必要。
各地的百姓所能盼望的，也不過是希望本地的官員，不要在農忙的季節來多事就好了。
然而在這個炎熱的七月，整個大宋朝廷，包括帝國的尚書省右仆射呂惠卿在内的文武官員，大部分人對各地百姓的這種最低期望卻并無興趣。
平夏戰與講宗嶺大捷之後，皇帝要如何封賞有功之臣？朝廷的權力格局在此之後會出現怎樣的改變？第一大功臣高遵裕會不會調入樞密院成為炙手可熱的人物？石越還會不會繼續留在陝西？
有無數類似的問題，需要得到解答。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邊境的大勝與大敗，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會對朝廷既有的權力格局産生一定的沖擊。
汴京城喜氣洋洋、熱鬧非凡的表面之下，還掩藏着許許多多的東西。
群玉殿。
在炎炎夏日中，這裡卻清涼得有點陰冷。
王賢妃斜躺在一張涼椅上，清秀的臉上有着淡淡的憂容。
站在她下首的，是成安縣君金蘭，這是王賢妃生産之後，金蘭第一次被允許來看望她。
因為按當時的習俗，女性生産之後，一個月内是不能下床的，外人自然也是不便來探望。
“信國公一切可好？”必要的禮節過後，金蘭直接詢問起她最關心的問題。
王賢妃的臉上，露出了帶着母愛的溫柔笑容，柔聲說道：“俟兒很活潑。
”但是這種笑容隻是一瞬即逝，轉由擔憂與無奈取代，“皇後已經決定，滿周歲之後，延安郡王與俟兒，由皇後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