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職方館、職方司是我倡立的，我有責任使它們不走上歧途。
這種責任，旁人可以推卸，我卻推卸不得。
”石越在心裡無奈地說道，但從嘴裡說出來，卻變成了另一番話：“不行殺伐無以立威以儆來者！吾意已決，潛光兄無須再說。
”
潘照臨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地接受。
出于連石越也不能告知的考慮，他不希望石越樹立任何在軍隊中有影響力的敵人，但是石越卻一下子得罪了兩大将門。
也許姚家與種古、種誼還未必會因此而怨恨石越，隻是會緻使雙方的關系變得更加疏遠，但是對于種谔，潘照臨卻沒什麼把握。
“這次公子算是替皇上解決了一個大麻煩！”潘照臨的話中，聽不出是譏諷還是自嘲。
石越的确是替趙顼解決了一個大麻煩。
按捺住窮治到底、辦成大案的沖動後，安撫司迅速果決的對種杼、姚鳳進行了秘密的軍事審判，二人違犯軍法證據确鑿。
石越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權力，行軍法先斬後奏。
以令所有知情者瞠目結舌的果斷，快刀斬亂麻的處理了這件事情。
同時具表彈劾職方司陝西房知事許應龍——職方司陝西房知事是屬于朝廷的派出官員，石越沒有處置許應龍的權力。
石越的奏章送抵汴京後，兵部職方司乃至于整個兵部可謂顔面大失，吳充立即再次上表請求緻仕，并且開始告病，直至四月份在自己府第内去逝，再也沒有上朝理事。
而一直拿不定主意的皇帝卻是暗暗松了口氣。
他一面順水推舟，将職方司郎中降職他調，罷免許應龍，着衛尉寺調查許應龍是否故意洩露機密、縱容屬下；一面卻竭力慰留吳充，同時下诏安撫種、姚二家，稱贊種、姚二家曆代為宋朝立下的功勳，褒揚他們對皇室與朝廷的忠心，加以金銀田地的賞賜。
自然，種、姚二家是沒有人敢于真正接受這些賞賜的，這無非是表明皇帝的态度而已。
趙顼又将一直上表請求去邊疆與西夏決一死戰的姚兕從講武學堂調至鐵林軍擔任副都指揮使，又加賜種古功臣二字……總而言之，在這件事上，皇帝是樂意讓石越去結怨，而自己來收恩的。
除此之外，石越還有意外收獲。
以種杼、姚鳳的死，他總算暫時性的徹底解除了皇帝對自己的猜忌——任何一個想成為權奸的人，都是絕不會做石越這種“傻事”的。
除非他想有計劃的鏟除整個種、姚二家。
顯然皇帝不認為石越有這個計劃，更不相信這樣瘋狂的計劃有可能成功。
在皇帝以外，石越的處分也得到了文彥博與孫固的支持。
皇帝的态度發生微妙的轉變，又得到一位樞密使、一位同知樞密院事的贊許，惟一有反對力量的呂惠卿的政治策略又似乎不是想要堅決阻止石越為帥，于是，朝廷中幾乎已經沒什麼反對以石越為帥的聲音了。
在熙甯十三年四月來臨的時候，趙顼終于決定，采納高太後的建議。
四月初一，在距離趙顼三十二歲生日還有九天的時候，一道《招谕夏國勅榜》，由汴京城出發的使者，快馬傳谕四方。
“眷茲西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恐奸臣之擅命，緻弱主之被因，迨移問其端倪，辄自隳于信約，暴驅兵衆，直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固人情之共憤。
方切拯民之念，宜興問罪之師，已遣将臣，諸道并進。
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并嵬名諸部族、同心之人，并許軍前拔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效順，共誅國雠，随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住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樂。
其或違拒天兵，九族并誅無赦。
蓋天道助順，必緻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裡之敵。
咨爾士庶，久罹困殘，其肩向化之心，鹹适更生之路。
敢稽朕命，後悔何追！”
同一日，趙顼下诏，以端明殿學士、陝西路安撫使石越兼西讨行營都總管，以内侍李憲為副都總管，以内侍劉惟簡為監軍都虞候，以範純仁、向傳範并為西讨行營都發運使，分督糧草與軍械。
陝西路戒嚴。
内侍領兵與監軍，招緻了以孫固為首的一部分朝臣最激烈的反對，但是既便一個血氣方剛的給事中因此為此事而辭職，趙顼在這一點上也沒有納谏的打算。
而樞密使文彥博則似乎默認了這次任命。
雖然在傳統的士大夫看來，所有的内侍都是不信任的，每個宦官都帶着原罪，但是若以務實的态度出發，相對而言，李憲與劉惟簡，在内侍中總算是次壞的選擇。
事實上，每一個行營都将有内侍的存在。
上千年的傳統，不是成立了衛尉寺後，就可以完全改變的。
任何改變都是需要時間的。
四月十日。
同天節，趙顼着戎裝，與諸國使節一同檢閱拱聖軍。
當日，骁騎軍、鐵林軍秘密向陝西出發。
在它們之後，宣武軍第一軍與第二軍，以及在同天節上被檢閱的拱聖軍，也将陸續進入陝西。
曆史的時鐘，被石越撥快了一年半的時間。
戰争一觸即發。
這是一場注定将要決定宋朝國運的戰争。
這亦是宋朝為了徹變改變自己的國運，進行的第一場具有決定意義的戰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