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秋天，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漢堡參加中國藝術節。
正式活動結束後，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小鎮休息了兩天。
鎮很小，但出過一個大作家，名叫席勒。
這個鎮似乎就成了個席勒紀念館。
沾作家的光，這裡仍保持着一百年前歐洲小鎮的面貌。
高聳的屋頂，狹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靜的庭院，爬滿青藤的院牆，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連那淡淡的斜陽和藍天白雲也是百年前的舊物。
使人一走進那古老的城門，仿佛不論空間和時間，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時代。
我相信連我們住的旅館，也是當年的模樣。
隻是吃飯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會有個挎着美人騎着白馬的劍客從門前走過，他卻一直沒有來。
我們看了席勒的故居，參觀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館，飲了咖啡，逛了街道。
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協。
幾個德國朋友正在等我們。
為首的一位叫克呂克，很年輕，但留了大胡子。
一位中文說得很不錯的小姐，柯葛蘭，她在複旦大學學過兩年中文，對中國很有感情。
可是現在做的工作，與中文毫無關系。
還有一位正在大學學中文的姑娘叫海克。
他們幫我們取下行李，暫存在友協，立即陪我們去看國際書展。
在車上閑談，才知道這個德中友協的工作人員，全部隻盡義務，不取報酬。
不僅不取報酬，還掏腰包捐助。
他們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來的錢來維持。
就連我們坐的這車也是他們自己私人的。
但他們以此為樂。
他們愛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文化，把促進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作自己的天職。
他們冒着雨陪我們到了書展會場。
法蘭克福的書展是世界聞名的，已經有80年曆史。
戰争時期中斷了幾年，現又恢複。
每年以一個國家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
書展的攤位是出租的。
為了使更多國家有參展機會，書展規定，不論公司大小，最多隻能租兩個攤位，對第三世界的公司則減收租金。
今年有八十幾個國家，幾千個出版社參加，到會記者就有1000多人。
本來隻想走馬觀花看個大概，再抽出點時間去看看法蘭克福市容。
進門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彥火。
他傳達了兩條消息，一是巴黎的阿蘭正找我，一是瑞士籍華裔作家趙淑俠請我們到她的展位去。
阿蘭是個很可愛的小夥子，會幾句中文，給我帶來了巴黎朋友的信。
收過信閑聊幾句，他那幾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辭。
第二件卻費了時間。
書展上在賣趙淑俠的《翡翠戒指》，她正為此開記者招待會，請我們參加，我們全團的人就都欣然赴會，原來是想參加個開幕式，禮節性地說幾句話就告退的，誰知欲罷不能。
她租的廳很大，四面圍着會議桌足可坐幾十人，不料開會時來人很少，作為主人的出版社經理、編輯和趙淑俠本人坐上主桌之後，來賓和記者竟連一面桌也沒坐滿。
我們幾個中國人成了基本群衆。
趙淑俠頗為感慨地說：“我真羨慕你們國内作家的工作環境。
你看一個中國作家在西方打開局面有多難。
”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們當然堅持到把會開完才離開。
而這時書展負責人發現有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參加會了，立刻派人請我們參加他的招待會，專門向我們介紹書展情況。
同時就在會場餐廳用了自助餐。
從書展出來雨更大了。
隻能坐在一個咖啡店裡閑聊，直到參加德中友協的歡迎晚宴。
這天晚上友協安排我住在一個熱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
這家隻有一對老夫妻，已經退休了，曾經到中國旅行過一次，從此對中國産生了熱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積極分子。
他們的住房并不大，似乎隻有一間住房和一個廳。
但他們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間讓給了我，使我很過意不去。
這屋中挂了中國畫，擺設着中國工藝品，放了鮮花和水果，床鋪也安排得很舒适，看得出是為我精心布置過。
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隻會說：“謝謝”、“晚安”、“早安”三個德語單詞，第三個詞半夜裡還用不上。
兩位老人比我好，他們雖然也隻會說三個中文單詞，但全能用上：“謝謝”、“你好”、“再見”。
于是我們全把所會的對方語言說完，就各自進屋睡覺。
第二天一早打手勢吃完早飯，友協的朋友就來接我了，由他翻譯着匆匆而熱情地交談了幾句。
老人說自從他們去過中國後，見到每個中國人都感到很親切。
在街上若碰到中國來的朋友，他總要湊上去問候幾句。
我問他：“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難分别吧，你們不會認錯嗎？”他們說：“不會，日本人有個特點，他們連上廁所都照相，很容易認出來。
”從他家出來後我久久不能平靜，心想一對普通的德國老人，已退休，過着閑适甯靜的生活，忽然闖入兩個連語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們卻滿腔熱情地留食留宿，問寒問暖，用手勢和目光來傾訴他們由衷的喜悅。
隻出于一個理由，客人來自中國！我很為此感動，并覺得這個世界看來要比想象的可愛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機場，在這裡又碰到我們代表團的同志們。
安憶已從荷蘭回來，魯彥周荷蘭沒去成，張潔也從漢堡趕來了。
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陣兒咖啡，我把他們送進候機室，從此就開始了我一個人的旅行。
我以前幾次在國外旅行，全是作為代表團的一員，生活有人安排，對話有人翻譯，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計劃，如今單槍匹馬，可就寸步難行了。
從公告牌上看，我的飛機誤點了，誤點兩個小時。
我需要先去洗手間，輕裝一下，然後找個角落定下心來休息。
看到不遠處有幾位華夏同胞圍成一團，便湊了過去。
走近一看是大家在聽一位戴眼鏡的同胞講話，講話人有40開外，滿臉精明，一口洋泾浜普通話，講得眉飛色舞，細聽其内容，乃傳授國外購物之法門也。
我等了片刻，等他講到一個段落，就對離我最近的一位同志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間……”話還沒講完，那位演講的同志，一個箭步沖了過來，沖我打量着說：“你是幹什麼的？我們對你毫不了解，不管！”這話使我頓生敬意，很為我們同胞這種念念不忘階級鬥争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當場出醜之虞，無可奈何，也不顧民族自尊，隻得向洋人求救。
恰好身邊有幾個年輕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态，有位就過來問我：“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我也不再調查他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說了句：“WC.謝謝。
”那洋人馬上就懂了，連說“OK”。
我這才過了這一關，并仍然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愛。
二
我乘的這班飛機，是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伊斯坦布爾經法蘭克福到紐約的航班。
按規定應當是上午9點到法蘭克福，10點從這裡起飛。
忽然晚點了，9點鐘時公布晚點兩小時，12點時又公布再晚點兩小時，下午1點總算廣播檢票登機了，宣布2點起飛。
我便拉着行李車排進了登機隊伍，排隊時還順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認準了是從42通道登機。
這隊伍很長，因為要驗護照和機票，走得很慢。
好不容易過了海關和邊檢口，進到裡邊我就找42通道。
找到一看，這裡也要排隊，而且入口處還要驗一次護照，比出關隊走得還慢。
心想這德國人好奇怪，别處都驗一次護照就完事了，他們要驗兩次；誰再說我們中國出入境手續麻煩，我掌他的嘴！一邊嘟囔一邊就選一列較短的排了進去。
足排了有20分鐘，距我驗證就3個人了，輪到一個土耳其人，那邊檢人員就沒完沒了地盤問。
問到最後，邊檢人員從桌下拿出個小木牌挂到桌前，上寫兩個大字“NO”；用鐵鍊攔上通道，帶土耳其人進到後邊屋裡去了。
我這一排人立即嘩然，咒罵着轉到旁邊一列排尾，從頭排起。
這時距起飛時間隻有不到5分鐘了。
我拉着行李車拼命跑，連自己走道都不肯用。
走着走着覺着不大對，怎麼這地方像是來過呢。
這不是我進關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嗎？細一看，糟了，原來我跟着登機隊伍進了關，又跟着下機隊伍出來了。
這時距起飛時間還有一分鐘！這一急非同小可，馬上汗就順脖子流下來了。
我倒不怕誤機，問題是誤了之後不好辦。
無論改變航班手續還是找朋友住旅館，我三句德語都不夠用！把我會的英語單詞加上也不行！想到此，當機立斷，拉起行李就再往裡跑，跑到海關，那兩個德國人愣了，攤開兩手互相說了一大串話，從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說這個中國人好奇怪，怎麼拉着行李來回轉腰子？我一急突然從嘴裡蹦出個英語單詞來“佛剃徒！”那德國人一聽還懂了。
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這才看見原來42通道入口就在他身後。
看看表，按規定這時飛機已經起飛了。
我想在中國人若沒到齊，飛機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裡跑。
到了候機室。
隻見滿屋是人，沒任何要登機的迹象。
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飛走，這是等下一班飛機的。
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廣播喇叭響了，說的是英語。
雖然我大部分聽不懂，可聽懂了兩詞，一是我這班機的代号TWA，一是“随當”！再偷看一眼别人手中的機票，果然與我的一樣。
頓時福至心靈，突然明白了還是叫我這班機的乘客“随當”，便放心地坐了下來。
誰知這一“随當”，就“随當”了4個小時。
盡管肚子餓得直叫，再也不敢離開。
傍晚登機時，碰巧身後有人說日語，回頭看見是一對青年夫妻，黃膚黑發，純粹亞人特征。
便上去用日語搭讪，果然一說就通。
我問他們這架飛機為何誤點？他們說，發現從土耳其上來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機嫌疑，所以要整機作安全檢查。
怪不得剛才邊防人員把那土耳其旅客帶進屋裡去盤問。
謝謝他，不然我是絕趕不上這架飛機的了。
天黑之後，飛機飛在大西洋上空飛得很平穩。
吃過飯——說不清算中飯還是晚飯，睡了一會兒，空姐把叫我醒，遞給我一張報關單，給我出了道難題。
兩年前我初去美國，對美國的海關制度很是留下點印象。
他們的報關要填的項目繁雜，而且一個中文字也沒有。
沒辦法，我隻好又去找那兩位日本朋友。
聽說我要他幫忙填報關單，他們馬上答應，并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
他問一句我答一句。
問到國籍，我說中國。
那位男士停下筆沖我看了半天，忽然說出句道地的國語來：“哈哈！你原來是中國人！你剛才怎麼和我們說日語？”我說：“我聽到你們互相在說日語呀。
”他說：“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會說中文。
我們倆在一起又不願說英語。
”我問：“您是……”他說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國20多年了，為了不忘記母語，他見到中國人總是用中文交談的。
我們聊了一陣，他告訴我，到紐約入關時，還會有一次頗麻煩的問話，到時候他會幫助我。
晚上10點鐘到紐約。
這位朋友打聽了一下找到我說：“不行了，我們是持美國護照的，隻能從另一道進去。
真抱歉。
”我謝過他，正感到為難，忽然廣播傳來了中國話：“從漢堡來的鄧友梅先生下機後請在門口等一下，有人接你。
”我想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馬大哈，沒想到這次長了心眼，到飛機門口來接我了，不然真夠我戗的。
走出機艙，我就老老實實站在那兒一動不動。
這時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制服的小姐走過來問道：“您是不是鄧友梅先生？”我說：“是的。
”她說：“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職員，你的朋友托我們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說得不好，請原諒。
跟我來。
”
我問他：“我的朋友呢？”
她說：“他們早上來過，飛機一再晚點，他們沒法等下去了，就請我們公司代他接你。
他說您不會說英語，要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來接。
公司就派了我，其實我的工作不包括這個。
”說着她笑了起來。
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煩的。
她領我辦出關，辦入境，因為已是午夜了，偌大個大廳除去幾個夜勤工作人員，隻有兩個旅客。
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
他在我前面，邊檢人員把他叫進屋内好久沒有動靜。
那位小姐告訴我說：“這個人有點麻煩，似乎是無證入境，可能叫他随下班飛機離開美國。
對不起叫你久等了。
”美國是每個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機樓的。
我在的這個大樓，是西北公司的。
工作人員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認識。
看我們坐在那兒沒事，幾個沒事幹的值勤人員，便湊到我們面前來閑聊，那小姐替我當翻譯。
有位黑人小姐，問我對他們公司有什麼印象？我說服務态度非常好。
我的朋友沒來你們居然派人來接我。
她說：“這就算服務好嗎？不這樣還能怎樣，難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嗎？唔，你們中國人真好相處。
唔，還有什麼印象？”我說：“好像你們的女雇員都很漂亮。
”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說：“不，當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嗎？”她聽了大笑，說道：“這又是你們中國人的性格吧？你記住，在美國千萬不要當着一位小姐的面，誇獎另一位小姐漂亮……”這時邊檢人員出來做個手勢，表示不用再辦手續；我可以出關了。
我匆匆和幾個人告别，仍由那位小姐領着出了大樓，她替我叫了的士，并講好地點車價，這才告别回去。
三
紐約機場不在紐約，而在新澤西，這條路很長，我是知道的。
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紐約，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鮮，尚不覺太累。
這次本已在德國就折騰得夠累了，又乘了十幾個小時飛機。
一上汽車就打哈欠，車子開動不久，就昏昏睡去。
司機把我叫醒時，車正停在一棟公寓門口，司機按過門鈴，又沖着對話器說了什麼，不一會兒就從門内跑出幾個年輕人來，問道：“是鄧先生嗎？”我應了一聲，他們七手八腳拿起行李領我走向電梯。
我心中奇怪，這是到哪兒啦？我在紐約确有幾個朋友，但來前我都沒通知他們。
隻有於梨華和王渝知道我來。
梨華在奧伯尼，距紐約市有幾小時火車路程，王渝是個急性子，聽見車響必會跑下樓來埋怨我報錯了航班。
兩個都不像，那麼是誰家呢？正在尋思，電梯停了，隻見門前站着個靓女，雙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見我下梯，劈頭蓋臉一頓責問：“沒見過這麼糊塗的人，航班報得也不對，時間也不對，連航空公司名稱也是錯的，害得王渝去了兩次機場，等了四五個小時，最後才打聽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沒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來，我這正舉行派對，你參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華那兒，王渝和咱們在火車站見面……”
不是别人，大名鼎鼎的台灣女作家曹又方也。
她的熱心與快嘴是出名的，落在她手，除去低頭認罪别無他途。
我隻得連連告罪。
她領我進屋。
隻見屋内坐着站着，談話飲酒，仨一群倆一夥，已有一二十人。
她介紹了一聲：“這是北京剛到的鄧先生”，大家客氣地打了個招呼，她就領着我去安排住處，指點洗手間、飯廳的位置，并宣布紀律說：“不許抽煙，抽煙到樓道去抽。
”我問：“可以聞鼻煙嗎？”答曰：“可以，但不許打噴嚏。
”
明确了紀律，我就參加到人群裡去。
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寫詩的，有作文的，也有學音樂、學攝影、學法律的，大部分和文藝都有點關系。
又方這時負責中報文藝副刊，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
他們的打扮豐富多彩。
一位男士，頭上留着幾尺長的發辮，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裝，正和一位西裝筆挺、打着領結的紳士閑談，見我過來就客氣地打招呼。
我說：“看樣你們各位都在美國很久了吧？”紳士就笑道：“鄧老師你猜猜我來了有多久？”我說：“3年。
”他笑了，說道：“我剛來兩天。
前天下的飛機。
”我說“你别逗我。
”旁邊的人就證實說，他确實剛到兩天。
我問是來定居還是上學的？他說是來開會，和我參加同一個會，就是艾倫·金絲伯格召開的中國詩歌朗誦會。
我問他貴姓？一旁的E就說：“原來鄧先生還沒見過他。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聽了暗地叫聲慚愧，我不僅沒和他見過面，實在連這個名字也未曾聽說過。
在德國我就體會到了我國詩界藏龍卧虎的局面和自己孤陋寡聞，沒想到剛到美國又馬上重演。
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國的著名中國青年詩人，在德國電台和晚會上朗誦他的詩。
德國人問我中國國内對這位詩人評價怎樣？我卻從沒在中國任何刊物上見過他的詩。
在德國我聽到了他的朗誦，有一首還頗有印象。
這詩最大的優點我想在于它的好記。
詩雖然不短，但隻用了一個字。
詩的題目叫“門”，整個詩讀起來就是：
門
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
門門
門門
門門……門……門
這些“門”用高低快慢、抑揚頓挫的聲調和節奏讀出來，德國人覺得奧妙無窮，鼓掌是很熱烈的。
在中國刊物上能否發表，我确實說不準。
因為中國人讀中國詩，總會和德國人感受不同吧。
好在我聽朋友告訴我，說那位詩人已經發過誓，決不在中國詩刊上發表詩作。
中國的讀者因此欣賞不到這麼有特色的詩，我替他們難過。
現在面對的這位詩人是在國内生活和寫作的，我卻無印象，便很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慚。
馬上就用轉移話題來打馬虎眼：“這個這個，您真是新潮，作風氣派都看不出是才來美國的……金絲伯格的會倒是也給我發了請帖，不過和我在美國時間安排有點銜接不上，看來怕參加不成了。
”
幸好這時E把話頭接了過去，遮掩了我的窘态。
E說他正幫助金絲伯格籌備這個會，我的詩稿就是他在翻譯，希望我還是盡量參加……說到這E要抽煙，我倆就溜出屋，到了過道。
我見身邊沒人，就問E，B是否也是發誓不給國内詩刊投稿的，E說關于這些，他們之間流傳着個笑話：有一天他們幾個青年詩人湊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給詩刊投稿的決心，碰巧來了位詩刊編輯。
那編輯老遠就打招呼說：“太巧了，你們幾位都在這兒，省得我跑郵局了。
”
說着交給他們每人一個大信封。
他們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裡塞，不肯叫别人看見内容。
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編輯打聽：“裡邊是什麼？請帖？稿費？”編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