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一碗面，再在另一鍋清水裡焯一遍。
這樣，撈在碗裡的面條看上去格外誘人。
另一鍋的清水，也是專為我那一碗面燒開的。
之後，才往碗裡兌了湯，加了雪菜。
那湯，也很清。
當年，面粉在全國的價格幾乎一緻。
一斤普通面粉一角八分錢；一斤精白面粉兩角四分錢；一斤上好挂面也不過四角幾分錢。
而一碗“陽春面”，隻一兩，卻八分。
而八分錢，在上海的早市上，當年能買兩斤雞毛菜……
也許我記得不準确，那畢竟是一個不少人辛辛苦苦上一個月的班才掙二十幾元的年代。
這是許多底層的人們往往舍不得花八分錢進入一個不起眼的小面食店吃一碗“陽春面”的原因。
我是一名拮據學子，花起錢來，也不得不分分盤算。
在她為我煮面時，我問了她幾句，她告訴我，她每月工資二十四元，她每天自己帶糙米飯和下飯菜。
她如果吃店裡的一碗面條，也是要付錢的。
倘偷偷摸摸，将被視為和貪污行為一樣可恥。
轉眼間我已将面條吃得精光，湯也喝得精光，連道好吃。
她伏在窗口，看着我笑笑，竟說：“是嗎？我在店裡工作幾年了，還沒吃過一碗店裡的面。
”我也不禁注目着她，腹空依舊，脫口說出一句話是：“再來一碗……”她的身影就從窗口消失了。
我立刻又說：“不了，太給你添麻煩。
”“不麻煩，一會兒就好。
”——窗口裡傳出她溫軟的話語。
那第二碗面，我吃得從容了些，越發覺出面條的筋道和湯味的鮮醇。
我那麼說，她就又笑，說那湯，隻不過是少許的雞湯加入大量的水，再放幾隻海蛤煮煮……回到複旦我沒吃午飯，盡管還是吃得下的。
一頓午飯竟花兩份錢，自忖未免大手大腳。
我的大學生活是寒酸的。
畢業前，我最後一次去五角場，又在那面食店吃了一碗“陽春面”。
已不複由于餓，而是特意與上海作别。
那時我已知曉，五角場當年其實是一個鎮，名分上隸屬于上海罷了。
那碗“陽春面”，便吃出依依不舍來。
畢竟，五角場是我在複旦時最常去的地方。
那湯，也覺其更鮮醇了。
那大嫂居然認出了我。
她說，她長了四元工資，每月掙二十八元了。
她臉上那知足的笑，給我留下極深極深的記憶……面食店的大嫂也罷，那幾位丈夫在城裡做“長期臨時工”的農家女子也罷；我從她們身上，看到了上海底層人的一種“任憑的本分”。
即無論時代這樣或若那樣，他們和她們，都肯定能淡定地守望着自己的生活。
那是一種生活态度，也是某種民間哲學。
也許，以今人的眼看來，會曰之為“愚”。
而我，内心裡卻保持着長久的敬意；依我想來，民間之原則有無，怎樣，亦決定，甚而更決定一個國家的性情。
是的，我認為國家也是有性情的……
落葉賦
我曾寫過些短文，或記某事，或憶某人，大抵并非虛構。
好比拾一片葉子夾在書中。
目的不在于做書箋，而在于長久保存住它。
我皆可講出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為什麼在一片落葉之中偏偏拾起某一片。
它們常使我感到，生活原本處處有溫馨。
哪怕僅僅為了回報生活對我的這一種慷慨贈予，我也應将邪惡剔出靈魂以外。
如剔出紮在手指上的刺，或抖落爬到身上的毛蟲。
1977年我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北影時，體質很弱，又瘦又憔悴。
肝髒病、胃潰瘍、心動過速和嚴重的神經衰弱，使我終日無精打采。
我心情沮喪至極，仿佛患了抑郁症似的，每每顧影自憐。
友人們勸我必須加強身體鍛煉，我自己也這麼認為。
于是每天清晨跑步。
先在廠内跑一圈，後來跑出廠去，跑至“北航”校門前繞回來。
祛病心切，結果适得其反。
又有友人建議我學太極拳。
我問跟誰學。
他說：“這還用專門拜師嗎？咱們北影院牆外的小樹林裡，不是有許多天天在那兒打太極拳的老人？”
于是我每天清晨再跑步，開始光顧那一片小樹林。
那裡，柿樹的葉子很美的，正值夏末秋初季節，它們的主體依然是綠色的，但分明的，已由翠綠變得墨綠了。
那一種墨綠，綠得莊重，綠得深沉。
它們的邊緣，卻已變黃了。
黃得鮮豔，黃得爛漫，宛若鍍金。
墨綠金黃的一枚葉子，簡直就像一件小工藝品。
如此這般地蔽空一片，令人賞心悅目，胸襟為之頓開，為之清爽。
在那林中徐旋緩轉，輕舒猿臂，穩移鶴步的，全是老人。
幾乎沒有一個四十歲以下的人。
使二十七八歲的我覺得自卑，覺得窘迫，覺得手足無措，怕笨拙生硬的舉動，會使自己顯得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