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後悔自己不該問，她擡起頭說：“叔叔，初一早晨我會給您拜年。
”我說不必。
她說一定。
我說我也許會睡懶覺。
她說那她就等，說您不會初一整天不出家門的呀，說她連拜年的話都想好了：“叔叔馬年吉祥，恭喜發财！”“叔叔我一定來給你拜年！”說完，猛轉身一蹦一跳地跑了。
兩隻小辮上紮的紅绫，像兩隻蝴蝶在她左右肩翻飛……
初一我起得很早。
倒并不是因為和那“窮人的女兒”有個比較鄭重的約會，而是由于三十兒夜晚看一本書看得失眠了。
我是個越失眠反而越早起的人。
卻也不能說與那個比較鄭重的約會毫無關系。
其實我挺希望初一一大早走出家門，一眼看見一個一身簇新，手兒臉兒洗得幹幹淨淨，兩條齊肩小辮紮得精精神神的小姑娘快活地大聲給我拜年：“叔叔馬年吉祥，恭喜發财！”——盡管我不相信那真能給我帶來什麼财運……
一上午，我多次伫立窗口朝下望，卻始終不見那“窮人的女兒”的小身影。
下午也是。
到今天為止，我再沒見過她，卻時而想到她。
每一想到，便不由得在内心默默祈禱：小姑娘，馬年吉祥，恭喜發财！……
在西線的列車上
2005年11月，我應邀與中國作家協會的幾位領導，前往甘肅天水參加一次民間舉辦的文化活動。
但我和他們乘的不是同一車次——家附近就有代理售票處，購票方便。
于是我單獨踏上了由北京西站始發的，晚上8點多開往西部的列車……
我已經很少乘長途列車了。
20世紀80年代初，我曾是前北京電影制片廠組稿組的一名編輯。
陝西、甘肅、新疆都在我的組稿範圍。
所以那兩三年内，我每年都是要乘坐幾次西線的列車的；那時中國西部的農村人口，乘坐過列車的人還是很少的。
成千上萬西部農村人口向中國其他省份流動的現象還沒出現。
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按地理區域相對凝固的中國。
西部的農民如果要到外省去“讨生活”，大抵靠的還是他們的雙腳。
正如西部的一種民歌——“走西口”。
80年代初曾有一篇口碑極佳的短篇小說《麥客》：描寫當年因天災收獲自家土地上的勞動成果的希望已成泡影的西部農民們，為了掙點兒錢将日子繼續過下去，成群結隊越省跨界，去往中原和南方幫别的省份的農民收割莊稼的經曆。
在西部蠻荒的山嶺之間，在原本沒有路而後來被一代一代走西口的中國農民們的腳踩出的蜿蜒的野路上，他們的身影連綿不絕，越聚越多，終于形成一支浩蕩的不見首尾的隊伍。
他們甚至連行李也不帶，很可能有的人的家裡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供他帶走的行李。
除了别在腰間的鐮刀和挎在肩上的幹糧袋，他們身上再就一無所有。
那是中國農民的“長征”，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糊口。
隔年似乎是由蘭州電視台将《麥客》拍成了兩集的電視劇；在北京，在我的家裡，我看得熱淚盈眶。
記得當年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還給電視台寫去了一封信，祝賀他們拍出了那麼優秀的現實主義風格的電視劇。
當年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出現在列車的卧鋪車廂裡，那是會引起一些好奇的目光的。
因為當年并不是一切長途列車上都有軟卧車廂，硬卧已是某種身份的證明。
購票前要經領導批準，購票時要出示單位介紹信。
故當年的我，從沒覺得從北京到西部是怎樣難耐的旅程。
恰恰相反，在好奇的目光的注視之下，我常會感到優越。
自然，想到西部的“麥客”們，心裡邊也往往會頗覺不安地暗問自己憑什麼？當年我們許多中國人的意識方式真是樸實得可愛啊！
兩三年後我調到了編劇組。
以後竟再沒踏上過西線的列車。
屈指算來，已然二十餘年了。
天水市委對文化活動極為重視，預先在電話裡囑咐——我們知道您身體不好，請您一定要乘軟卧。
我想到我是去西部，買了一張硬卧。
嚴重的頸椎病使我的睡眠的适應性極差。
夜裡不停地輾轉反側，令下兩層鋪和對面三層鋪的乘客深受其擾。
他們抗議的方式是擂鋪闆、大聲咳嗽或小聲嘟囔些不中聽的話。
我猛記起旅行袋裡似乎帶了一貼膏藥，爬起一找，果然。
反手歪歪扭扭地貼到後背上；用自己的手無法貼在準确的位置，但那也總算起到了一點兒心理作用，于是不再折騰……
整個車廂我起得最早，盼着到天水。
然而中午1點多鐘才到。
望着車窗外西部鐵路沿線的風光從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逐漸顯現得分明了，我似乎覺得那是我所乘過的車速最慢的一次列車，似乎覺得從北京到西部的途程比二十幾年前遠多了。
列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
然而我知道那不是使我覺得途程變遠了的真正原因。
真正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