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又忘了友人們經常對我進行的閑事莫管的教導，指着那高個子保安厲喝：“住口吧你！就為不許人家照幾張相，你們兩名保安站在這兒都四十幾分鐘了，成心犯渾啊！”
這時保安隊長聞訊趕來了，也沖我嚷嚷：“這兒正調解呢，你多的什麼嘴？”
我大聲說：“看不過眼去的事，每個公民都有說話的權利！”
于是圍觀者七言八語，都說事情根本不值得那麼較真兒。
而兩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機将保安們推走了。
那一對夫婦終于可以照相了，但他們并沒開始照——臉上的表情那麼不悅，照出來的效果會好嗎？
回到家裡的我，卻吃不下早點了，為自己所見的事生氣，卻又不知究竟該生哪一方的氣。
雖然我當時認為保安們不對，但冷靜一想，他們都那麼年輕，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當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對他們說過“支起三腳架即算‘大規模’攝影”——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麼他們明明看見了有人在支起三腳架攝影，不禁止行嗎？萬一管他們的人看到了，斥責他們失職，興許還會開了他們，那他們又怎麼擔待得起呢？因為小小的過失開一兩名保安，還不是家常便飯嗎？這麼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兩名保安小夥子了，并因為我對他們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慚。
那麼說來說去，是那一對中年夫婦有什麼不對喽？可他們究竟又有什麼不對呢？我看得出來他們并不住在附近。
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前來公園，本打算為孩子拍幾張紀念照，隻因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腳架卻被視為進行“大規模”攝影，再三辯說也不許照，那麼多人幫之說情也無濟于事——換了誰，都不會乖乖地服從。
但如果哪一方都無錯可責，又怎麼會在一個明媚的上午，在一處美麗而又人氣和諧的公園裡，雙方大煞風景地僵持四十幾分鐘，以至于不得不呼來派出所的民警呢？
孰是孰非，又像“狗屎究竟算不算垃圾”一樣，似乎成了“斯蒂芬斯之謎”。
此事使我聯想到另一件事——前不久，我的一外省友人在電話中告訴我，他險入一次鬼門關，所幸陽壽未盡，又回轉到現世來了。
他是一位七十餘歲的老先生，什麼事都循規蹈矩，唯恐給别人留下為老不尊的不良印象。
但他說起他的遭遇，竟異常激動：某日10點左右，忽覺頭疼，起初并不在意，然其疼與時俱增，挨至中午，已甚劇烈。
情知不妙，趕緊打的去醫院。
及至，下午各科的号已全挂滿，隻有專家門診尚可加号，于是挂了一個專家号。
我問：“為什麼不挂急診啊？”
他說他是有些常識的，估計自己可能是腦血管方面出了問題，那麼首先要拍腦部的血流片子。
急診也必如此，專家門診也必如此。
與其在急診部排隊，莫如在專家門診加個号，隻開上拍片的單子，也就最多半分鐘的事兒，并不耽誤别人就診，自己也能很快進入拍片室。
問題就出在了他的這一種想法上。
挂号處給他開的是32号，這意味着他要坐在專家門診室處等很久。
可那時他的頭更疼了，幾乎忍受不住了。
專家門診室外有專門監管秩序的護士。
他上前央求：“能不能先照顧我一下啊，就半分鐘，啊？”護士斷然拒絕：“不行，都得按号看病。
”“我頭疼得厲害，快忍不住了啦。
”“那去看急診。
”“可我已經挂了專家号。
”“那就是你個人的問題了。
”七十餘歲的老人便再無話可說。
還說什麼呢？以他的年齡，以他的修養，是斷不會硬闖入專家門診室去的。
萬一和是自己孫女輩的小護士拉拉扯扯起來，成何體統呢？于是他轉而去分号台那兒央求。
可人家說隻管分号，不管别的事。
想要受到優先照顧，還是得跟在專家門診室外監管秩序的護士去說……
他便又回到了專家門診室那兒，再次央求。
小護士還是不肯給予照顧，且振振有詞：“我站在這兒是幹什麼的？就是負責監管秩序的。
有秩序對大家都公平，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破壞了公平。
你頭疼，别人就哪兒都好好的嗎？老先生，還是耐心坐在那兒等着吧。
既然給你開了号，下班前就準能輪到你……”
小護士對他諄諄教導，聽來那一番話不能說毫無道理。
醫院專門安排幾名護士在專家門診前監管秩序，那也确實是對大多數看病的人負責任的一種措施。
而那小護士分明也是想認認真真地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