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理念》發表在《文彙報》，實不過是一次尋常之寫作行為——一因關鴻同志曾約稿，拖怠久矣，寄予了卻承諾；二因縱觀中國之人性及人道現狀，每歎思多多，竟遇觸機，有感而發，一吐為快罷了。
拙文坦語，一己陋見，字數所限，議意難全。
初衷簡單——試圖喚起點兒同胞對同胞的人性溫情而已。
不料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又一次“引爆”關于什麼人救人什麼值得不值得的讨論，而且據說還讨論得很熱烈，令我怔愕且又懵懂，三思而後，仍不能太明白其讨論的意義和價值。
我僅知目前已讨論出了這麼個結果——“救人當然光榮，不救也不可恥”。
所謂“救”與“不救”，前提當然是在人命危險、生死瞬間之際，否則不是就不存在“救”與“不救”的問題了嗎？故那一種關于人性和人道的新觀點，又可以更直截了當地說成是——見死而救“當然光榮”；見死不救“也不可恥”。
我想，我們一切人，見了人命危險、生死瞬間的情形，無外乎四類選擇——或智勇救之；或視而不見，悠然自去；或亦不去，駐足安全線内，抱臂旁觀，“白相白相”；或雖有一救的實力，但聲明議價在前，救命在後。
價錢滿足，救之；不滿足，人命危險者，也便隻有“死你媽的去了”！
某些人士所言的“選擇的自由”，也不知除了以上四類，是否還有别類？據我想來，怕是沒有了吧？
那麼，見死不救“也不可恥”，抱臂旁觀，“白相白相”就一定可恥嗎？倘同樣的并不可恥，又據我想來，接錢在手才肯一救的人，便自有他們的不可恥的理論邏輯了。
起碼的一條也許是——現在是商業時代，一切按經濟規律辦！
這樣的推論實在不是妄論啊！近十幾年間，此類事在中國各地發生的還少嗎？
最令我們國人目瞪口呆的，要算發生在南方沿海某市的那一件事了——台風驟起，數艘漁舟難以歸港，求救泊于港口的機輪船。
那機輪船如果前去營救，既完全來得及，自身也毫無危險。
但并不即刻起錨營救，而是命岸上漁民們的親人先回家取一大筆錢去。
倉促之間，哪裡能湊足一大筆錢呢？于是任憑風浪起，“我自巋然不動”。
那理由也是言語铿锵，擲地有聲的——“領導”指示，不交足錢，不發動船！領導者，可是國家的官員啊！那船，可是國家的機輪船啊！結果是十幾名漁民喪生大海，十幾個家庭成了殘破的家庭。
這不是我胡編之事——中央電視台報道過此事。
當記者問那“領導”——何以始終不改變那麼冰冷的命令？答曰：怕去救了，被救的漁民過後不交錢（這也是完全可能的），白救。
一筆營救費在三十幾名漁民的性命（幾條漁船皆翻，半數漁民劫後幸存）之上！如此冰冷的理念之下，能不有那麼冰冷的命令嗎？十五六年前，我們中國人多麼熱烈地讨論人救人值得不值得啊！
十五六年後，我們仍多麼熱烈地讨論同一問題——這真的是個需要動員了有思想的中國人進行空前大讨論的問題嗎？兩次讨論之間的現實，無須我贅言，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十分清楚的。
倘認為第二次讨論比第一次讨論“更深入了”，“層次更高了”，關于人性和人道的“思想内涵更豐富了”——則真的令我越來越糊塗，越來越自慚淺薄了。
不就是讨論出了見死不救“也不可恥”，每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之新理念嗎？
我并不提倡人人都不顧自己的能力，遇險皆一逞“英雄本色”。
非但不提倡，而且堅決反對。
因為這是莽勇，而莽勇往往适得其反。
大約三年前，北京發生這樣一件事——一名歹徒企圖騙劫一名女中學生，她的兩名男同學恰巧趕來。
歹徒心怯，欲轉身逃跑，被那兩名男同學緊緊揪住不放。
他們欲将歹徒押往派出所去。
歹徒央求再三，二少年不放。
扯扯拽拽，行至黑處，歹徒向其中一名少年猛刺一刀，結果是少年因失血過多，亡命于醫院搶救室……
這是很悲痛的教訓。
那少年的母親我見過——她要為她的兒子出一本紀念冊。
請我寫序。
我寫了，是作為悲痛的教訓來寫的。
後來，在團中央的一次座談會上，我提出過關于加強青少年自我保護意識，切勿炒作式宣揚“青少年英雄主義”的觀點。
這是那次座談會上最一緻的觀念。
包括團中央的一位副書記也完全贊同。
我甚至認為——老人、婦女、兒童和青少年一樣，也都是需要我們的社會特别加以保護的。
也根本不應在他們之間過分号召什麼不适當的“英雄主義”。
誰來保護他們和她們？
法律和治安部門。
僅僅如此還不夠！
還要有全社會的男人們自覺自願地肩負起這一社會義務。
一個無可争辯的事實是——在兩次關于救人值得不值得的讨論之間，生命受各種各樣危害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