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目不識丁，祖父也目不識丁。原籍山東省榮成溫泉寨村。上溯十八代乃至二十八代三十八代，盡是文盲，盡是窮苦農民。 父親十幾歲時，因生活所迫，随村人“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 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第一個工人，建築工人。他扭轉了我們這一梁姓家族的成分。我在小說《父親》中，用兩萬餘紀實性的文字，為他這一個中國的農民出身的“工人階級”立了一篇小傳。從轉折的意義講，他是我們家族史上的一座豐碑。 父親對我走上文學道路從未施加過任何有益的影響，不僅因為他是文盲，也因為從一九五六年起，我七歲的時候，他便離開哈爾濱市建設大西北去了。從此每隔兩三年他才回家與我們團聚一次，我下鄉以後，與父親團聚更不易了。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反對我們幾個孩子看“閑書”的。見我們捧着一本什麼小說看，他就生氣。看“閑書”是他這位父親無法忍受的“壞毛病”。父親常因母親給我們錢買“閑書”而對母親大發其火。家裡窮，父親一個人掙錢養家糊口，也真難為他。每一分錢都是他用汗水換來的。父親的工資僅夠勉強維持一個市民家庭最低水平的生活。 母親也是文盲。外祖父去讀過幾年私塾，是東北某農村解放前農民稱為“識文斷字”的人，故而同是文盲，母親與父親不大一樣。父親是個崇尚力氣的文盲，母親是個崇尚文化的文盲。崇尚相左，對我們幾個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對立。父親希望我們将來都能靠力氣吃飯，母親希望我們将來都能成為靠文化自立于社會的人。父親的教育方式是嚴厲的訓斥和懲罰，父親是将“過日子”的每一樣大大小小的東西都看得很貴重的。母親的教育方式堪稱真正的教育，她注重人格、品德、禮貌和學習方面。值得慶幸的是，父親常年在大西北，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母親的教育。母親的教育至今仍對我為人處世深有影響。 母親從外祖父那裡知道許多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聽過一些舊戲，樂于将書中或戲中的人物和故事講給我們。母親年輕時記憶強，什麼戲劇什麼故事，隻要聽過一遍，就能詳細記住。有些戲中的台詞唱段，幾乎能隻字不差地複述。母親善于講故事，講時帶有很濃的個人感情色彩。我從五六歲開始，就從母親口中聽到過“包公傳”、“濟公傳”、“楊家将”、“嶽家将”、“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親是個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歡悲劇。母親尤其願意尤其善于講悲劇故事——“秦香蓮”、“風波亭”、“楊業碰碑”、“趙氏孤兒”、“陳州放糧”、“王寶钏困守寒窯”、“三勘蝴蝶夢”、“釣金龜”、“牛郎織女”、“天仙配”、“水漫金山寺”、“劈山救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母親邊講邊落淚，我們邊聽邊落淚。 我于今在創作中追求悲劇情節、悲劇色彩，不能自已地在字裡行間流溢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可能正是由于小時候聽母親帶着她濃重的主觀感情色彩講了許多悲劇故事的結果。我認為，文學對于一個作家兒童時代的心靈所形成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對一個作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階段的創作風格起着“先天”的、潛意識的作用。 母親在我們小時候給我們講故事，當然絕非想要把我們都培養成為作家，而僅靠聽故事，一個兒童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文學道路。 我們所住的那個大院，人家多，孩子也多。我們窮，因為窮而在那個大院中受着種種歧視。父親遠在大西北，因為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而受着種種欺辱。我們是那個市民大院中的人下人。母親用故事将我們吸引在而不是囚禁在家中，免得我們在大院裡受欺辱或惹是生非，同時用故事排遣她自己内心深處的種種愁苦。 這樣的情形至今仍常常浮現在我眼前：電燈垂得很低，母親一邊在燈下給我們縫補衣服，一邊用凄婉的語調講着她那些凄婉的故事。我們幾個孩子，趴在被窩裡，露出腦袋，瞪大眼睛凝神谛聽，講到可悲處，母親與我們唏噓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