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老天爺啊！”、“我的天哪！”、“我的媽呀！”或“驚煞我也！”之類的驚歎也會不時地從他嘴裡迸出來，尤其是這最後一個甚至經常會害得學生們忍不住跺腳喝彩。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庫姆甫是那種我所說過的帶有自由批判特點的調停保守主義的代表。
他在即興插講亞裡士多德學派時告訴我們，他年輕時上大學那會兒，曾經特别熱愛我們的古典文學和哲學，崇拜之情可謂溢于言表，并且還為能夠熟記歌德和席勒的所有“較為重要”的作品而倍感自豪。
但是，他後來出了點事，這件事和發生在上個世紀中葉的信仰複興運動有關，保羅教義關于罪惡和辯解的福音促使他開始疏遠審美的人道主義。
一個人隻有必備了當神學家的天分，才能真正懂得尊重這樣的精神命運和大馬色經曆
庫姆甫堅信，就連我們的思維也是斷裂的，需要辯護，而這裡也正是他的自由主義之所在，這使得他把教條主義視作假仁假義的理性形式。
原來，他恰恰通過相反的途徑走向對教條的批判，就像當年的笛卡兒，在後者眼中，意識的自我确定性，即cogitare
這就是神學的解放與哲學的解放之間的區别。
懷着明快真摯的對上帝的信任，庫姆甫完成了他的解放，并在我們這些聽衆面前“用德語”複制這種解放。
他不僅反對僞善，反對教條，還反對形而上學，他的目标是徹頭徹尾的倫理和認識論，他強調以倫理為基礎的個性理想，極端厭惡虔敬主義對世俗和虔誠的分離，他更傾向于世俗的虔誠，健康的享受，他，一個文化的贊同者，尤其認同德意志文化，因為他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來表明自己是一個打上了路德教烙印的堅定不移的民族主義者，而他對别人最嚴厲的譴責莫過于說人家“像一隻輕浮的鲸”
每當這個時候，因憤怒而滿面通紅的他随後還會再加上一句：“讓他見鬼去吧，阿門！”
他的自由主義不是基于人道主義的對教條的懷疑，而是基于宗教的對我們思想的可信仰性的懷疑。
這種自由主義不僅沒有妨礙他去堅定地信仰上帝的啟示，而且也沒有妨礙他同魔鬼保持雖然不免緊張、但卻十分密切的關系。
我不能、也不想去調查，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個對手的個體存在，但我告訴我自己，哪裡有神學——尤其是當它和艾倫弗利德·庫姆甫這樣的精力旺盛的天性相結合的時候——魔鬼就會在哪裡出沒，以捍衛其對上帝的現實性起補充作用的現實性。
一個現代的神學家會“象征性地”對待魔鬼，這話說得倒是輕巧。
我認為，神學家根本就不可能是現代的，這或許可以算作他的一大優勢；至于象征性，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更加象征性地對待地獄而不是天堂。
反正民間是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做法的。
百姓比高高在上的達官貴人們更接近于赤裸裸的、因傷風敗俗而顯得滑稽可笑的魔鬼形象；而就其做派而言，庫姆甫應該算是布衣一個。
他常常喜歡提到“陰曹地府及其洞穴”
每當這時，他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哪裡是在象征性地談論它，他的本意根本就是在指它，用“美妙的古德語不加掩飾和僞善地”指向它。
而那個對手本身也沒有什麼不同。
我也說過，庫姆甫作為學者，作為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承認理性對《聖經》信仰的批判，他至少是會在不能自已的情況下用忠于知識的口吻“出賣”一些東西的。
實際上，他認為，騙子和惡毒的敵人恰恰是在理性中表現得特别活躍，所以，如果不補充上一句：“SiDiabolusnonessetmendaxethomicida！”
對于這隻害蟲，他不喜歡直呼其名，而是對它進行改造後再用“妖怪”、“妖精”或“妖魔”這樣的民間喜聞樂見的方式來踐踏它。
然而，正是這種半是膽怯、半是玩笑的回避和改變，才意味着某種尖酸惡毒的對現實性的承認。
此外，他還給它弄來一大堆粗俗而奇怪的稱謂，如“聖·危爾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