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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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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海倫,我親愛的夫人,為我們準備茶飲,窗外,巴伐利亞必有的晨霧逐漸散去,一個清新的秋日随之開始。

    與此同時,我從報上得知,我們的潛艇戰重新打響并取得勝利,在24小時之内,至少有12艘船隻成為它的犧牲品,其中包括兩艘載有五百名乘客的客輪,一艘英國的和一艘巴西的。

    我們把這個戰績歸功于一種由德國技術成功制造的新型魚雷,而對于我們始終活躍的發明精神,對于我們百折不撓的民族才幹,我隻覺得,一種無法克制的滿足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這種才幹始終還在全心全意地為那個政權效力。

    而正是這個政權把我們引向了戰争,把一個實實在在的歐洲大陸獻給了我們,用一個德國之歐洲的現實替代了知識分子對于一個歐洲之德國的夢想。

    然而,這個現實卻是有點令人膽寒的,有點不堪一擊的,也似乎是為世界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我内心的那種情不自禁的滿足感也再三讓位于另外一種想法,即近期裡突然冒出的這些勝利,如不斷有潛艇擊沉新的船隻,或者搞突然襲擊,巧妙劫走意大利被推翻的那位獨裁者[1],諸如此類,其作用應該是相當有限的,充其量也隻能喚起一些不切實際的妄想,延長一場在理智的人們看來已經是不再可能打赢的戰争。

    這也是我們弗萊辛神學院院長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2]的看法,他在隻有我們兩個人的情況下才直言不諱地向我承認這一點,當時我們正在晚飯桌上把酒聊天——這個人當然無法同那位慷慨激昂的學者[3]相比,人家那可是被血腥扼殺的慕尼黑大學生起義的中心人物,盡管如此,他的世俗理智卻不允許他抱有任何幻想,哪怕是以戰争的不赢和輸之間的區别作為依據的幻想,也就是向公衆掩蓋這樣的事實,即我們已經孤注一擲,而且,我們征服世界的事業的失敗必然相當于一場最高等級的民族災難的發生。

     我把這一切全都說出來的目的,一來是為了提醒讀者,不要忘記我是處在怎樣的曆史時代前提下來寫萊韋屈恩的生平故事的,二來也是為了讓讀者注意,這種因為我的寫作而出現的情緒波動和那種因為時局的動蕩而産生的情緒波動,這兩種波動自始至終又是如何不分彼此地,如何合二為一地交織纏繞在一起的。

    我說的不是注意力的不集中,因為在我看來,無論外界發生什麼事情,其實都不能分散我用在這部傳記上的精力。

    盡管如此,盡管有我個人的保證,我恐怕仍然可以說,這樣的時局并不十分有利于促進一種如我所做的工作那樣的工作。

    而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偏偏就在慕尼黑上演騷亂和處決的節骨眼上,我開始發高燒,打寒戰,被感冒擊倒,十天卧床不起,六十歲的人啊,身心俱損,元氣大傷,花了好長時間才算恢複過來。

    所以,待我寫下本章最初的幾行文字時,春天和夏天早已過去,秋天隻剩下一個尾巴,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期間,我們經曆了對我們莊嚴的城市從空中所進行的摧毀,如果遭受摧毀的我們不是罪孽深重,那麼,這種摧毀就着實令人發指,可是,既然我們确實如此,那麼,這種呼天搶地的喊冤就會在空中窒息,并如克勞迪斯國王[4]的祈禱所說的那樣,“傳不到天上”。

    不過,這首旨在控訴我們所犯下惡行的文化挽歌,唱響這首挽歌的竟然是那些宣告和制造一場讓世界年輕化的、臭名昭著的野蠻運動的人,竟然是那些以此種身份登上曆史舞台的人,這倒還真是奇特得很呢!這種摧枯拉朽的毀滅多次驚心動魄地靠近我的陋室。

    丢勒和威利巴爾德·皮爾希海默爾[5]的城市所遭受的可悲的轟炸已經不再是相隔遙遠的事件;而當末日審判也同樣落到慕尼黑頭上時,我正臉色慘白地坐在我的小屋裡,渾身上下和家裡的牆、門、窗戶玻璃一起震顫,然而,在震顫的同時,我卻依然堅持繼續——用顫抖的手寫着這個生平故事。

    因為,這隻手在寫作的過程中,出于種種與内容相關的原因,總歸是要抖的,所以,當這種習以為常的現象因為外界的恐怖而有所強化時,我其實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德國的勢力發展壯大激起我們的希望和自豪,要我說呢,我們也已經懷着這樣的希望和自豪去體驗了一把我們的軍隊向俄國的烏合之衆所發起的又一次新的沖鋒,這些烏合之衆正在奮力保衛他們那貧瘠,但顯然又是為他們自己所熱愛着的國家——這一次攻勢發起短短的幾周之後,情況便開始急轉直下,最終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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