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将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馬洛伊正在國王天主教中學上文學課，校長走進教室宣布：“孩子們，全體起立！國王駕崩了！”過了一會兒又說：“你們可以回家了，明天學校放假。
”馬洛伊後來回憶說：“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我們由衷地高興。
我們并不清楚弗朗茨·約瑟夫國王的死意味着什麼。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馬洛伊就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薩拉蒙·阿古什”（Salamonákos）的筆名在《佩斯周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盡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馬洛伊”。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征入伍，但由于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
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ányiDezs?）的賞識。
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志《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贊賞年輕詩人“對形式有着驚人的感覺”。
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于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ályi?d?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系，“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
4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
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随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
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
”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于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蕩、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隻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
”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L?rincz）親自撰文，贊賞有加。
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譯并在家鄉雜志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
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