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的重點之一，是北方少數民族的起落更疊。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牆牆基，那是兩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寬達十來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壩，綿延到遠處。
這個基座上面，原本應有一方方巨大的磚石砌成的雄偉高牆。
可惜這兒不是吳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開闊的東北平原，一座廢棄的城市很難保存住一點什麼，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們拿走了。
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尋得幹幹淨淨，連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見了，就剩下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長着樹，靜靜地待着。
再往裡走，看到了同樣是拿不走的城門台基和柱礎。
昔日都城的規模，已影影綽綽地可以想見。
從遺址看，上京龍泉府由外城、内城、宮城三重環套組成，外城周長三十餘裡。
全城由一條貫通南北的寬闊大道分成東西兩區，又用十餘條主要街道分隔成許多方塊區域，果然是長安城的格局和氣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統治者辦公和居住的宮城，城牆周長五裡。
從遺址、遺物看，内城中排列過五座金碧輝煌的宮殿。
東牆外則是禦花園，應該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宮城中一個最完整的遺物，是文獻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寶琉璃井”。
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幾乎沒有任何損壞。
我在井口邊上盤桓良久，想象着千餘年來在它身邊發生的一切。
我伸頭一看，它波光一閃，就像是一隻看得太多而終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個管理人員告訴我，從種種材料看，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紀至九世紀之間可能是亞洲最大的都市之一。
當時，它不僅是渤海國的諸城之首，而且是東北亞地區的貿易樞紐，把遙遠的長安和日本連成一條經濟通道。
人們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推斷出當時這座城市的繁華。
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發現了寬闊的五座跨江大橋的橋墩遺迹。
而如今，數萬人的現代生活，隻一座橋就綽綽有餘。
想一想，當日該是何等景象！
這樣一座城市，真會消失得如此徹底？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古書堆裡研究了不少時間，發現有關渤海國的記載不多。
《舊唐書》、《新唐書》有一點，日本、韓國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資料，都比較零星。
這個政權本身并沒有留下片言隻語，就像一個沒有留下遺囑的亡故者，隻能靠着一些鄰居們的傳言來猜測了，而且，那些鄰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現在，我掌握的材料還不足以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隻能描畫一種粗疏的圖像。
大體來說，從大祚榮、唐玄宗、李白那個時代的交往開始，渤海國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國。
當然，也成了東北大地上最先進的一個政權。
這種地位，隐伏着巨大危險。
危險首先來自于内部。
畢竟剛剛從相當原始的遊牧生态過來，任何較大的進步都會讓原來一起奮鬥的首領們跟不上，造成一次次沖突。
不少首領反目成仇、舉刀威脅，甚至重返叢林。
在很長一段時間，主張接受大唐文明的先進分子必然是孤獨的悲劇人物。
他們很可能被看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們當做自己人。
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争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
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
唐玄宗當然不能殺大門藝，但又不能得罪實際掌權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個計謀。
他派了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經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
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個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并未被流放。
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
唐玄宗隻能說那幾個外交官胡言亂語，并把他們處分了。
曆史學家司馬光後來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于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
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争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
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伎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擡不起頭來，隻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丢人現眼。
（參見《資治通鑒》卷二—三）
司馬光說得不錯，但他太書生氣了。
曆史上，除了少數偉大人物的響亮行為外，多數政治都是現實的。
唐玄宗管理龐大的朝廷事務已經十分吃力，他怎麼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權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價？
于是，那位可憐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