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卻又具有一個殖民主義者的文化傲慢。
他精通七八種語言，卻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個人——翻譯蔣孝琬。
蔣孝琬長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陰人。
這個人是中國十九世紀後期出現的買辦群體中的一個。
這個群體在溝通兩種文明的過程中常常備受心靈煎熬，又兩面不讨好。
我一直建議藝術家們在表現中國近代題材的時候不要放過這種橋梁式的悲劇性典範。
但是，蔣孝琬好像是這個群體中的異類，他幾乎沒有感受任何心靈煎熬。
斯坦因到達新疆喀什時，發現聚集在那裡的外國考古學家們有一個共識，就是千萬不要與中國學者合作。
理由是，中國學者一到關鍵時刻，例如，在關及文物所有權的當口上，總會在心底産生“華夷之防”的敏感，給外國人帶來種種阻礙。
但是，蔣孝琬完全不是這樣，那些外國人告訴斯坦因：“你隻要帶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
事實果然如此。
從喀什到敦煌的漫長路途上，蔣孝琬一直在給斯坦因講述中國官場和中國民間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覺得懂這些比再讀幾個學位更重要。
到了莫高窟，所有聯絡、刺探、勸說王圓箓的事，都是蔣孝琬在做。
王圓箓從一開始就對斯坦因抱着一種警惕、躲閃、拒絕的态度。
蔣孝琬蒙騙他說，斯坦因從印度過來，是要把當年玄奘取來的經送回原處去，為此還願意付一些錢。
王圓箓像很多中國平民一樣，對《西遊記》裡的西天取經故事既熟悉又崇拜，聽蔣孝琬繪聲繪色地一說，又看到斯坦因神情莊嚴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動。
因此，當蔣孝琬提出要先“借”幾個“樣本”看看時，王圓箓雖然遲疑、含糊了很久，但終于還是塞給了他幾個經卷。
于是，又是蔣孝琬，連夜挑燈研讀那幾個經卷。
他發現，那正巧是玄奘取來的經卷的譯本。
這幾個經卷，明明是王圓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與玄奘有關。
王圓箓激動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聽到了佛的旨意。
洞穴的門，向斯坦因打開了。
當然，此後在經卷堆裡逐頁翻閱選擇的，也是蔣孝琬，因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蔣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說成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破讀，因為這畢竟是千年文物與能夠讀懂它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
而且，事實證明，蔣孝琬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着廣博的知識、不淺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圓箓都睡了，隻有他在忙着。
睡着的兩方都不懂得這一堆堆紙頁上的内容，隻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斷。
就這樣，一場天下最不公平的“買賣”開始了。
斯坦因用極少的錢，換取了中華文明長達好幾個世紀的大量文物。
而且由此形成慣例，其他列強的冒險家們也紛至沓來，滿載而去。
有一天王圓箓覺得斯坦因實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經洞。
斯坦因要蔣孝琬去談判，用四十塊馬蹄銀換回那些文物。
蔣孝琬談判的結果，居然隻花了四塊就解決了問題。
斯坦因立即贊揚他，這是又一場“中英外交談判”的勝利。
蔣孝琬一聽，十分得意。
我對他的這種得意有點厭惡。
因為他應該知道，自從鴉片戰争以來，所謂的“中英外交談判”意味着什麼。
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會對當時已經極其可憐的父母之邦産生一點點慚愧，而隻是想，這種橋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們以後還能幹什麼？
由此我想，對那些日子莫高窟裡的三個男人，我們還應該多看幾眼。
前面兩個一直遭世人非議，而最後一個總是被輕輕放過。
比蔣孝琬更讓我吃驚的是，近年來中國文化界有一些評論者一再宣稱，斯坦因以考古學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經洞的文物并沒有錯，是正大光明的事業，而像我這樣耿耿于懷，卻是“狹隘的民族主義”。
是“正大光明”嗎？請看斯坦因自己的回憶：
深夜我聽到了細微的腳步聲，那是蔣在偵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帳篷周圍出現。
一會兒他扛了一個大包回來，那裡裝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東西。
王道士鼓足勇氣同意了我的請求，但條件很嚴格，除了我們三個外，不得讓任何人得知這筆交易，哪怕是絲毫暗示。
從這種神态動作，你還看不出他們在做什麼嗎？
四
斯坦因終于取得了九千多個經卷、五百多幅繪畫，打包裝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時間。
最後打成了二十九個大木箱，原先帶來的那些駱駝和馬匹不夠用了，又雇來了五輛大車，每輛都拴上三匹馬來拉。
那是一個黃昏，車隊啟動了，王圓箓站在路邊，恭敬相送。
斯坦因“購買”這二十九個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給王圓箓的全部價錢，我一直不忍心寫出來，此刻卻不能不說一說了。
那就是，折合成了銀子的差不多三十英鎊！但是，這點錢對王圓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