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便是黃州赤壁，或者說是東坡赤壁。
赭紅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蕩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倒錯，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價值。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
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
這一切，決定于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從監獄裡走來，帶着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
他帶着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
他被人押着，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着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
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
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隻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
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
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處的具體時代。
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
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于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案”的案件中。
這個案件的具體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内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
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
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作上綱上線的诠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确實是不算壞的。
在他内心并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
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後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
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後的意志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
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動搖的，是突然之間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
他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不能為蘇東坡說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
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
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
這人可稱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
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加以輔導，這本是朋友間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
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信，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
這簡直是翻版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
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兇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
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
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