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
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規則，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
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裡，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對于别種文明的敏感。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讨厭着上海人。
不管東南西北，幾乎各地都對上海人沒有太好的評價。
精于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驕傲排外、目無領導、缺少熱情、疏離集體、吝啬自私、時髦浮滑、瑣碎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罵的由頭還有很多。
比如，不止一個騷擾了全國的政治人物、幫派頭子是從上海發家的，你上海人還有什麼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隻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們哪裡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和漁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尴尬。
這種尴尬遠不是自今日起。
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尴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尴尬，責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這首先應該歸因于中華文化在近代的不适應。
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傳統、半國際半鄉土的特質，使他們成了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異數。
照例，成為異數的命運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點明白，當時的中華文化在國際近代化進程中更是異數，異異得正，因此産生了一點小小的得意勁兒。
在我看來，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質意義上，是十三世紀的紡織改革家黃道婆；在精神意義上，是十七世紀的官員科學家徐光啟。
黃道婆使上海成為一個以紡織業為中心的商貿重鎮，而徐光啟則以驚人的好學和包容遊走在科學、國學、朝廷、外邦之間，為後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這實在是一個讓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組合體。
你看，他那麼認真地向歐洲傳教士們學習了西方的數學、天文學、測量學、水利學，自己參與翻譯，還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當上了禮部尚書和文淵閣大學士。
與此同時，他居然還一絲不苟地編寫了中國農業科學的集大成之作《農政全書》和天文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祯曆書》。
他去世時，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文。
這麼一個貫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飲食起居上又非常節儉，未曾有過中國官場習慣的鋪張浪費。
他提供了一種曆史可能。
那就是，中華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紀遇到的最大考驗是如何對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啟以自己的示範表明，如果兩方面都采取明智态度，就有機會避開大規模的惡性沖突。
可惜曆史走向了另一條路。
但是，就在惡性沖突之後，西方列強在上海發現了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家族會聚地，叫徐家彙。
當初徐光啟的示範沒有被曆史接納，卻被血緣遺傳了。
西方人對此深感驚喜，于是，徐家彙很快成了傳播西方宗教、科學、教學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遺傳，又變成了曆史。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
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遺風，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長數學。
她所哺育的幾個兒女對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可以看做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爾在廣播電視裡聽到宋慶齡、宋美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習慣。
因為多年來上海的“官話”，主要是山東口音和四川口音。
一個上海人隻要做到了副科長，憋出來的一定已經不是上海話。
由宋慶齡、宋美齡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啟與利瑪窦等傳教士商議各種文化事項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對于一個封閉而自是的中國而言，上海偏居一隅，不足為道。
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倉，小小的上海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一個稍稍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延續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紀太輕……
但是，對于一個具有國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