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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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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裡,她遇見了我母親,現在她們倆成了最親密的朋友。

    約克太太邀請我母親去佛羅裡達州,到她家中做客,甚至就在那兒住下。

    天啊,我希望她能去。

    那樣的話,她就不用受這份罪了。

    每月坐公共汽車來看我一次,老是強顔歡笑,想找些什麼話來安慰我。

    多可憐的女人。

    我不知道她怎麼能經受住這樣的打擊。

    我想她早就瘋了。

    ” 希科克那不對稱的眼睛盯着接待室的窗戶,他的臉蒼白得像葬禮上的百合花,冬天微弱的陽光透過鐵窗玻璃照在他的臉上,使之微微發光。

     “可憐的女人,她寫信給看守,詢問下次來時能否同佩裡講講話。

    她想叫佩裡親自給她講一遍殺人的經過,講我沒開槍殺人。

    我隻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審判,佩裡會作證。

    說出真相。

    不過對此我表示懷疑。

    他很清楚地說過,他死我也得死。

    這是錯誤的。

    很多人犯了謀殺罪,可從未進過死牢。

    我從未殺過人卻在死牢裡待着。

    如果有五萬美元去行賄,哪怕你殺掉堪薩斯州一半的人,照樣可以逍遙法外,哈哈一笑了事。

    ”他臉上的怒氣突然消失,露出了一絲笑容,“嘿,我又犯老毛病了,愛抱怨。

    你以為我會學好。

    但說句老實話,我是盡了最大努力和佩裡相處,隻是他太苛求,兩面派,小心眼。

    每當我收到信或者有人探視,他都猜疑忌妒。

    除了你以外,沒有任何人來看過他。

    ”他點着頭對記者說,這位記者同史密斯和希科克都很熟悉。

    “如果有的話,也是他的律師。

    還記得他住院的事嗎?就是那次假絕食。

    他父親寫明信片來。

    看守寫信告訴佩裡的父親,歡迎他随時來這裡探望,可他一次也沒來。

    我不知是啥原因。

    有時你會可憐他。

    他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孤獨的人。

    但是,啊哈,他活該如此。

    這是他自作自受。

    ” 希科克又抽出一根摩爾牌香煙,皺着眉頭說道:“我曾試着戒煙。

    但後來又一想,在這種情況下,戒不戒又能有什麼分别。

    也許走運,我得了癌症,讓州裡的把戲通通無效。

    有一段時間,我還抽雪茄。

    安迪的雪茄。

    他們把他絞死後的那天早晨,我醒來叫了聲:‘安迪?’我經常這麼做。

    然後我想起來了,他已經伴着叔叔、嬸嬸在去密蘇裡州的路上了。

    我向外面的走廊張望。

    他的牢房已經被打掃幹淨,所有的物品都堆放在那兒。

    鋪位上的床墊、拖鞋、貼滿食物圖片的剪貼本——他稱之為冰箱。

    再有就是這盒馬克白雪茄。

    我對看守說,安迪希望我保留這盒雪茄,他在遺囑裡把雪茄留給了我。

    實際上,我沒怎麼抽這盒雪茄。

    也許是因為想到安迪,每次抽,胃都不舒服。

     “唉,對死刑的看法?我不反對死刑。

    死刑是為了複仇。

    複仇有什麼錯?複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是克拉特的親戚,或者是約克和萊瑟姆所殺的任何人的親戚,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除非責任人也坐坐那架大秋千。

    那些人給報紙寫信。

    那天托皮卡的一家報紙登了兩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牧師寫的。

    信上說,這完全是一場法律鬧劇,為什麼史密斯和希科克這兩個王八蛋還沒有被絞死,為什麼這些該死的謀殺犯還在吃納稅人的錢?唉,我能理解他們的想法。

    他們之所以生氣是因為他們沒有得到想要的複仇。

    而隻要我能想出辦法,他們就别想複仇。

    我贊成絞刑,隻要被絞死的那個人不是我。

    ” 但他還是被絞死了。

     又過了三年。

    在此期間,堪薩斯州兩位十分傑出的律師約瑟夫·P.詹金斯和羅伯特·賓厄姆,在舒爾茨退出本案後接替了他。

    他們由一位聯邦法官任命,不計報酬地工作(他們堅信被告是“噩夢般不公正審判”的受害者)。

    他們在聯邦法院體制許可範圍内不停地上訴,由此逃過了三次死刑執行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

    兩位律師認為,他們的當事人沒有受到公正的審判,因為直到他們坦白和放棄預審後才被委派律師;此外在審訊時,辯護律師沒有為他們進行充分的辯護;定刑的證據(指的是從希科克家中取走的槍和刀)也是在沒有搜索令的情況下取得;再者,即使審判所在地充滿着對被告的偏見,但仍不允許改變審判地點。

     依據這些論斷,詹金斯和賓厄姆三次成功地将本案提交美國最高法院——也就是很多申訴中的囚犯聲稱的“老大那兒”,但最高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從不解釋它的決定,每次都駁回上訴,拒絕下達調取該案卷宗的命令。

    而隻有下達該令,訴訟者才有權出席該法庭的正式開庭審判。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史密斯和希科克被關進死牢近兩千天之後,堪薩斯州最高法院下令這兩名犯人的生命必須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午夜至淩晨二時左右結束。

    兩位律師向堪薩斯州新任州長威廉姆·艾弗裡呼籲請求寬恕,但艾弗裡是位富裕的農場主,對公衆的輿論非常敏感,他拒絕出面幹預,而且表示如此判決是為了“堪薩斯州民衆的最大利益”。

    (兩個月後,艾弗裡也拒絕了約克和萊瑟姆的請求寬恕的上訴書,他們兩人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被處以絞刑。

    ) 星期三那天,早晨天亮後,艾爾文·杜威正好在托皮卡一家旅館的咖啡室裡吃早飯,在《堪薩斯城星報》的頭版上看到了他等候已久的标題:“血案兇手被處以絞刑”。

    美聯社的一位記者作了如下報道:“合夥作案的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和佩裡·埃德加·史密斯因犯有堪薩斯曆史上最血腥的謀殺案,今天早晨在州監獄被絞死。

    希科克三十三歲,在十二點四十一分首先被絞死;史密斯,三十六歲,一點三十六分被絞死……” 杜威目睹了他們的死刑,他是應邀請出席死刑儀式的二十餘位證人之一。

    在此之前,他從未見過絞刑。

    半夜時分,當走進那間寒冷的儲藏室,所看見的情景令他吃驚:他本以為儀式會很莊重,沒想到是這麼一間燈光慘淡、堆滿了木料和其他零碎物品的“洞穴”。

    但是絞刑架本身已經夠威嚴的了。

    十字架上挂着兩根暗淡的絞索;那個劊子手的打扮也出乎意料,他站在有十三級台階的木頭絞刑架上,倒映下一個長長的身影。

    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隻知道他是一個從密蘇裡州請來的堅強的人,執行此次死刑他可以得到六百美元的報酬。

    他穿着一件舊條紋西裝,上面有兩個口袋,但衣服對他瘦弱的身體顯得太大,幾近沒膝;頭上戴的那頂牛仔帽,剛買時新鮮的綠色一定很紮眼,但是此時卻汗漬斑斑,樣子很怪。

     其他證人在等候那個“喜慶的時刻”(套用一位證人的用詞)到來的時候,杜威聽到他們那種刻意掩飾緊張的閑扯,這讓他也稍感不安。

     “我聽說他們要讓犯人抽簽或扔硬币決定誰先上絞刑架。

    但是史密斯說為什麼不按姓名順序呢,可能是因為S在H的後面,哈!” “看過今天下午的報紙了嗎?知道他們最後的晚餐吃的是什麼嗎?菜是一樣的:蝦、油炸土豆、大蒜面包、冰淇淋、草莓加攪拌奶油。

    知道嗎,史密斯沒吃多少。

    ” “那個希科克還挺幽默的。

    有人告訴我,一個小時前,有個看守對他說:‘今晚一定是你一生中最漫長的一個夜晚。

    ’而希科克笑着說:‘不對,是最短的一個。

    ’” “你聽說希科克的眼睛的事了嗎?他把眼睛留給一位眼科醫生了。

    他一死,醫生就要把他的眼睛摘下來,安到另一個人的腦袋上。

    我可不想成為那個人。

    自己腦袋上安着他的眼睛,多麼古怪。

    ” “天啊,下雨了嗎?快關上所有的窗戶。

    我的新雪佛蘭轎車。

    天啊!” 高高的倉庫房頂響起了急劇的雨點聲,好像行軍鼓似的“咚嗒,咚嗒”預報着希科克的到來。

    在六名看守和一位口中念念有詞的牧師的護送下,他戴着手铐走進刑場。

    一根很難看的繩子緊緊地将他的雙手綁在身上。

    在絞刑架下,典獄長向他宣讀了正式的行刑令,一份長達兩頁的文件;六年陰暗的牢房生活使希科克的視力減退,當典獄長宣讀文件時,他掃視了這一小群觀衆,沒有見到他要找的人,他輕聲問身邊的看守是否有克拉特家的人在場。

    當聽說沒有時,他似乎有些失望。

    仿佛他認為出席這一複仇儀式的觀衆,實在有些不夠資格。

     按照慣例,典獄長宣讀完文件,要問犯人還有沒有最終遺言。

    希科克點頭說有,“我隻想說我不難過。

    你們正在送我去一個比這個世界更好的地方。

    ”然後,仿佛是為了強調這一點,他和四位負責抓捕、審判他的堪薩斯州調查局偵探一一握手,他們分别是羅伊·丘奇、克拉倫斯·鄧茨、哈羅德·奈以及杜威。

    他們四個都申請參加死刑儀式。

    “很高興見到你。

    ”希科克帶着他最迷人的微笑說着,仿佛是在自己的葬禮上招待客人。

     劊子手咳嗽了一聲,不耐煩地舉起那頂帽子,又戴回頭上,這種姿态使人想起秃頭的火雞,一陣盛怒之後,又理了理頸上的羽毛。

    希科克被一位看守推着登上了絞刑架。

    “上帝創造,上帝收回,以上帝的名義保佑你。

    ”牧師禱告着。

    雨越下越大,絞索已經就位,死囚的雙眼被一塊柔軟的黑布蒙上。

    “願上帝寬恕你的靈魂。

    ”活門打開了,希科克上刑後足足有二十分鐘,監獄醫生終于說:“我宣布此人已經死亡。

    ”一輛靈車開進儲藏室,雪亮的車燈上灑滿了雨珠。

    屍體安放在擔架上,上面蓋着毛毯,被人擡上靈車,消失在黑夜裡。

     凝視着駛去的靈車,羅伊·丘奇搖搖頭,說:“我從不相信他會有勇氣面對死刑。

    像剛才這樣。

    我還以為他是個軟蛋呢。

    ” 他說話的那個對象,也是位警探,他說:“算了吧,羅伊。

    那家夥是個流氓,一個卑鄙的渾蛋。

    他罪有應得。

    ” 丘奇的目光裡滿是思考,他不停地搖頭。

     在等待第二個死刑時,一位記者和一個看守也攀談上了。

    記者說:“這是你第一次參加絞刑?” “我看過李·安德魯的絞刑。

    ” “這是我第一次看絞刑。

    ” “是嗎,你覺得怎麼樣?” 記者撅起了嘴。

    “我們辦公室裡沒人想來。

    我也不想來。

    但是沒有我想象的那麼糟糕。

    就像高台跳水,隻不過脖子上多了根繩子。

    ” “他們沒什麼感覺。

    一跳,啪的一聲,完事。

    他們不會有感覺的。

    ” “是嗎,我站得很近,能聽見他拼命想呼吸。

    ” “嗯,哈,但他不會有感覺,有感覺那是不人道的。

    ” “我看還不如給他們吃大量的藥片,安眠藥。

    ” “不,那不行,那是違反規定的。

    看,史密斯來了。

    ” “唉,沒想到他竟然這麼矮。

    ” “是的,他是很矮。

    不過,狼蛛也不大呀。

    ” 被帶進儲藏室時,史密斯一眼就認出了老仇人杜威。

    他停住咀嚼口中的薄荷味口香糖,咧嘴一笑,向杜威眨了眨眼,顯得活潑而調皮。

    但是當典獄長問他還有什麼要說的時候,他似乎清醒了,那雙敏感的眼睛悲戚地注視着周圍的人,突然又轉過身來看了看那陰影中站立的劊子手,再低頭瞧瞧自己戴着手铐的雙手,上面沾滿了墨水與油彩,在死牢的最後三天,他在畫自畫像和孩子們的肖像。

    多半是獄友們把自己一些很少見面的子女的照片送給他。

    “我認為,”他說,“用這種辦法結束一個人的生命太殘忍了。

    不管是在人道上,還是在法律上,我都反對死刑。

    也許我對這個世界也可以作些貢獻,比如——”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膽怯使他的聲音變得模糊起來,低到勉強能聽到,“也許為我所作所為道歉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不合适的,但是我還要這樣做。

    我願意認錯。

    ” 台階、絞索、面罩。

    在蒙上面罩前,囚犯将他的口香糖吐到了牧師攤開的手裡。

    杜威閉上眼睛,直到聽見那宣告已經勒死犯人的啪的一聲,才又睜開。

    杜威和大多數美國治安人員一樣,确信死刑有助于減少惡性犯罪;他認為誰犯了死罪,就應以眼前這種方式處置。

    剛才對希科克的死刑并沒有使他感到不安。

    他和希科克接觸不多,認為他是個“最劣等的小滑頭,生活空虛,毫無意義”。

    但是,史密斯,雖然他才是真正的兇手,卻引起了他不同的感受。

    因為佩裡有一種流浪動物的氣質,一隻受了傷還到處遊走的野獸。

    杜威不能不想到這一點。

    他還記得在拉斯維加斯警察總部的審訊室裡第一次見到佩裡的情景:這個侏儒般的大孩子坐在金屬椅子上,一雙小腳連地面都夠不到。

    此刻,當杜威睜開雙眼,他看到的同樣是那雙孩子般的小腳,向上勾起,來回晃動着。

     杜威曾經設想,在史密斯和希科克被處死後,他會有一種高潮感,一種使命完成的解脫。

    但是卻沒有。

    他不知不覺地又想起一年前,在谷景公墓的一次邂逅。

    回想起來,從那時起克拉特案就已經在他心中了結了。

     建立加登城的人一定都是些堅毅的斯巴達型人物,在決定正式建立一座公墓時,他們不顧土地的幹旱和運水的麻煩,決心要在塵土飛揚的街道和樸實無華的大平原上打造一處迥然不同的景色。

    因此,他們在城北一塊不算很高的山坡上蓋起這座命名為谷景的公墓。

    今天看起來,這裡就像像一塊深色的小島,周圍麥浪起伏,是夏日裡最好的慰藉之地。

    那裡有許多幽靜的小路,兩邊綠樹成陰,延綿不斷,那是幾代人栽培的結果。

     去年五月的一天下午,麥田裡半熟的小麥金黃碧綠,微風吹過,如火焰般跳躍。

    杜威已經在谷景公墓花了好幾個小時,給自己父親的墳墓除草,這是他忽視很久的一項工作。

    如今,杜威五十一歲了,仍舊與四年前接手克拉特案時一樣消瘦而敏捷,也仍然是堪薩斯州調查局在西堪薩斯地區最得力的一名警探;就在一周前,他還抓住了兩個偷牛賊。

    建立自己農場的夢想沒有變成現實,因為他妻子對獨自居住在荒郊野外的恐懼感一點也沒有減弱。

    因此,杜威夫婦在城裡新建了一座房子,他們對此也有些自豪;兩個兒子也很是讓他們欣慰,他們現在像父親一樣高大,嗓音也開始變得低沉。

    大兒子今年秋季就要上大學了。

     除完草,杜威沿着安靜的小路漫步。

    他在一個新刻的墓碑前停了下來,上面寫着“塔特”的名字。

    塔特法官去年十一月死于肺炎;花環、黃玫瑰以及因雨水而褪色的緞帶還留在新土之上。

    在塔特法官墓旁不遠,新鮮的花瓣散落在一堆新土上,這是邦妮瓊的墳墓,蘆田夫婦的大女兒,她在加登城遊玩時不幸喪于車禍。

    死亡,出生,結婚——這倒使他想起來就在前幾天,他聽說南希·克拉特生前的男朋友——年輕的博比·魯普結婚了。

     在墓地的一角,一塊灰色的石碑下,并排安放着克拉特一家四口的墓。

    那裡已經到了樹林外,頭頂着太陽,幾乎就在麥田的邊緣。

    當杜威走近時,發現已經有了一位掃墓者:一個戴着白手套的苗條的姑娘,黑色的秀發光滑柔順,雙腿修長而優美。

    她朝杜威笑了笑,杜威在想她是誰。

     “你想不起來我是誰了吧,杜威先生?我是蘇珊·基德維爾。

    ” 他笑了,她也笑了。

    “蘇珊·基德維爾。

    我真是要命。

    ”自從審判開始,他就再也沒見過她;那時她還是個孩子。

    “你過得怎麼樣?你媽媽還好吧?” “很好,謝謝。

    她還在霍爾科姆教音樂。

    ” “最近一直沒有去那邊。

    有什麼變化嗎?” “哦,人們在讨論修路的事。

    但是您了解霍爾科姆,它就是那樣。

    實際上,我也很少回去了。

    我今年在K.U.大學念大三了。

    ”她指的是堪薩斯州立大學,“這次是回家來待幾天。

    ” “太棒了,蘇珊,你學什麼專業?” “什麼都學。

    主要是藝術。

    我喜歡藝術。

    我真的很高興。

    ”她朝草原眺望過去,“南希和我曾計劃一起上大學,我們要成為室友。

    我常常想起這件事。

    有時開心時,也突然會想起我們過去計劃的一切。

    ” 杜威看着刻有四個名字的灰色石碑,以及上面的死亡日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你經常來這兒嗎?” “偶爾來一次。

    啊呀,太陽可真毒啊。

    ”她戴上墨鏡遮住眼睛,“還記得博比·魯普嗎?他娶了一個漂亮的女孩。

    ” “我聽說了。

    ” “科林·懷特赫斯特。

    她真的非常漂亮,也非常善良。

    ” “博比真走運。

    ”杜威開玩笑地問道,“那麼你呢?一定有好多追求者吧?” “嗯,那都不是當真的。

    但是您倒提醒我了。

    現在幾點了?”當得知已過四點時,她驚叫了一聲,“唉呀,我必須得走了。

    很高興見到你,杜威先生。

    ” “再見,蘇珊,祝你好運。

    ”他望着她急匆匆地消失在小路上。

    那柔軟的頭發随風飄蕩着,閃閃發光——南希本來也可以長成這樣一位年輕的女士。

    良久,他也轉身回家,朝樹叢走去;留在他身後的,是廣闊的藍天,還有那沉甸甸的麥子,它們随風起伏,發出陣陣私語。

     [1]托馬斯·格雷(ThomasGray,1716-1771),英國十八世紀重要詩人,《墓園挽歌》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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