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在她心愛的卡瓦拉：“在那裡，我感到了無盡的平和與愛。
”唯一的儀式就是——親朋好友們聽着《憂愁河上的金橋》，看着骨灰撒落。
她知道那時會有淚水，就如現在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一樣，但在她最後的那段日子裡，她常說流淚無益。
她覺得眼淚來自我們的動物本性。
狗失去主人也會哀嚎。
人類意識的另一部分主導着她的生活：精神。
不是任何愚蠢的、宗教上的精神，也和多數相信招魂的人口中的這個詞并無關聯。
對貝弗來說，那是照耀她所遇到一切的意識之光。
正因為這樣，盡管心懷悲傷，甚至是沉浸在悲傷之中，我也可以說由于她給我的，并将繼續給予我的愛，喜悅充滿我的靈魂。
在她逝去的悲痛中，沒有什麼能比得過我們共同的愛。
她為撒落骨灰的時刻選的那首歌，是我們常常對彼此說的話——她是我的橋，我是她的梁。
這是我們婚姻的縮影。
1946年6月20日，我們在西雅圖的一位部長面前舉行了儀式，開始了這段彼此共享的旅途。
我們的蜜月是在斯諾誇爾米國家森林的凱萊·巴特度過的，那頂上有一座消防瞭望塔。
我們的住處十二英尺見方，頂上是六英尺見方的圓頂，多數空間都塞滿了火災巡查器，隻要看到有煙，我們就能定位火災發生的地點。
在這狹窄的房間内，有台彈簧動力的維克多牌留聲機，一張桌子上還滿滿地放着兩台便攜式打字機，我們一起把生活安排得相當惬意：用工作來支持音樂、寫作，還有其他生活帶來的樂事的開銷。
這并不是說我們一直都興高采烈。
完全不是這樣。
我們也有無聊的時刻，有恐懼，有痛苦。
但總還有歡樂。
即便在最後時分，貝弗還是可以微笑着告訴我說，我幫她躺在枕頭上的位置非常好，說我給她做的輕輕按摩幫她減輕了背痛，還有其他一些她自己已經無法做到的事。
在她最後的日子裡，除了我，她不想讓任何人碰她。
但我們的婚姻生活創造了這樣一種愛和信任的紐帶，她經常說我為她做的事情就像她自己做的一樣。
雖然我必須提供最貼心的照顧，像照顧嬰兒一樣，但她沒有感到被冒犯，也沒有說她的尊嚴受到了打擊。
當我抱着她讓她更舒服些，或是給她洗澡的時候，貝弗的胳膊總是環繞着我的肩膀，臉也像以前一樣依偎着我的脖頸。
要傳達出那時的愉悅之情是很困難的，但我向你保證，一切千真萬确。
那是靈魂的愉悅，甚至是面對死亡時仍能感到的靈魂的愉悅。
她離開的時候，我和主治醫生分别握着她的手，醫生的眼裡閃着淚光，說出了我和很多人談起她時都會說的話。
“她走得從容、優雅。
”
許多看到這種優雅的人都不理解。
我還記得黎明前幾個小時，我們住進醫院，準備迎接第一個兒子的情景。
我們一直笑着。
醫護人員不以為然地看着我們。
分娩是痛苦又危險的事，分娩時母親死亡的事也并不罕見，這些人笑什麼？
我們笑是因為想到新生命的誕生，那是我們兩人的一部分，這種念頭讓我們充滿了幸福感。
我們笑是因為這家醫院正是在貝弗出生那家醫院的地址上建起來的。
這種延續是多麼奇妙!
笑是會傳染的，很快，在去産房的路上，我們遇到的其他人也都面帶微笑。
不以為然變成了欣然接受。
笑是她在面對壓力時的優雅音符。
她也是在為那些持續不斷誕生的新事物獻上笑容。
她總能在遇到的一切中找到可以激發她感官的新發現。
貝弗有種純真無邪的态度，是種自我的成熟。
她想在每件事、每個人身上發現美好。
因此，她總會在他人身上得到類似的回應。
“報複是孩子才做的事，”她說，“隻有根本上還沒成熟的人才想那麼做。
”
大家都知道，她會打電話給冒犯她的人，懇請他們放下破壞性的感情：“讓我們做朋友吧。
”她去世後，很多我并不認識的人的慰問潮水般湧來，讓我感到很驚訝。
這是她的典型做法：她想讓我給1974年為她治療的放射科醫生打電話，這段治療很可能是她去世最主要的原因。
她想讓我感謝他“給了我這十年的美好時光。
一定要讓他明白，我知道，在我因為癌症将死之時，他已經為我做出了最大努力。
他把工作做到了極緻，我想讓他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當我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心裡滿是語言無法形容的幸福感。
所以應該也不難理解我不想也不需要去忘記任何一刻。
多數人隻是在她生活的外圍徘徊，我卻以最親密的方式與她共同分享，她做的每件事都給我力量。
如果不是她在之前的歲月裡毫無保留，全心付出，在她生命的最後十年，我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必須去做的事，給她力量，回報她。
我認為那是我最幸運的事，是最偉大的特權。
弗蘭克·赫伯特
華盛頓，湯森港
198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