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棚，裡面供着紅臉長髯的關公。
到春節，關公面前擺着五碗小塔似的蜜供、五碗紅月餅，還有一堂幹鮮果品。
财神、竈王，和張仙（就是“打出天狗去，引進子孫來”的那位神仙）的神龛都安置在兩旁，倒好像她的“一家之主”不是竈王，而是關公。
趕到這位老太太對丈夫或兒子示威的時候，她的氣派是那麼大，以至把神佛都罵在裡邊，毫不留情！“你們這群！”她會指着所有的神像說：“你們這群！吃着我的蜜供、鮮蘋果，可不管我的事，什麼東西！”
可是，姑母居然敢和這位連神佛都敢罵的老太太分庭抗禮，針鋒相對地争辯，實在令人不能不暗伸大指！不管我怎麼不喜愛姑母，當她與大姐婆婆作戰的時候，我總是站在她這一邊的。
經過客觀的分析，我從大姐婆婆身上實在找不到一點可愛的地方。
是呀，直到如今，我每一想起什麼“虛張聲勢”、“瞎唬事”等等，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想起大姐的婆婆來。
我首先想起她的眼睛。
那是一雙何等毫無道理的眼睛啊！見到人，不管她是要表示歡迎，還是馬上沖殺，她的眼總是瞪着。
她大概是想用二目圓睜表達某種感情，在别人看來卻空空洞洞，莫名其妙。
她的兩腮多肉，永遠陰郁地下垂，像兩個裝着什麼毒氣的口袋似的。
在咳嗽與說話的時候，她的嗓子與口腔便是一部自制的擴音機。
她總以為隻要聲若洪鐘，就必有說服力。
她什麼也不大懂，特别是不懂怎麼過日子。
可是，她會瞪眼與放炮，于是她就懂了一切。
雖然我也忘不了姑母的煙袋鍋子（特别是那裡面還有燃透了的蘭花煙的），可是從全面看來，她就比大姐的婆婆多着一些風趣。
從模樣上說，姑母長得相當秀氣，兩腮并不像裝着毒氣的口袋。
她的眼睛，在風平浪靜的時候，黑白分明，非常的有神。
不幸，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來一陣風暴。
風暴一來，她的有神的眼睛就變成有鬼，寒光四射，冷氣逼人！不過，讓咱們還是别老想她的眼睛吧。
她愛玩梭兒胡。
每逢赢那麼三兩吊錢的時候，她還會低聲地哼幾句二黃。
據說：她的丈夫，我的姑父，是一位唱戲的！在那個改良的……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你看，我隻顧了交待我降生的月、日、時，可忘了說是哪一年！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戊戌政變！
說也奇怪，在那麼大講維新與改良的年月，姑母每逢聽到“行頭”、“拿份兒”等等有關戲曲的名詞，便立刻把話岔開。
隻有逢年過節，喝過兩盅玫瑰露酒之後，她才透露一句：“唱戲的也不下賤啊！”盡管如此，大家可是都沒聽她說過：我姑父的藝名叫什麼，他是唱小生還是老旦。
大家也都懷疑，我姑父是不是個旗人。
假若他是旗人，他可能是位耗财買臉的京戲票友兒。
可是，玩票是出風頭的事，姑母為什麼不敢公開承認呢？他也許真是個職業的伶人吧？可又不大對頭：那年月，盡管醞釀着革新與政變，堂堂的旗人而去以唱戲為業，不是有開除旗籍的危險麼？那麼，姑父是漢人？也不對呀！他要是漢人，怎麼在他死後，我姑母每月去領好幾份兒錢糧呢？
直到如今，我還弄不清楚這段曆史。
姑父是唱戲的不是，關系并不大。
我總想不通：憑什麼姑母，一位寡婦，而且是愛用煙鍋子敲我的腦袋的寡婦，應當吃幾份兒饷銀呢？我的父親是堂堂正正的旗兵，負着保衛皇城的重任，每月不過才領三兩銀子，裡面還每每攙着兩小塊假的；為什麼姑父，一位唱小生或老旦的，還可能是漢人，會立下那麼大的軍功，給我姑母留下幾份兒錢糧呢？看起來呀，這必定在什麼地方有些錯誤！
不管是皇上的，還是别人的錯兒吧，反正姑母的日子過得怪舒服。
她收入的多，開銷的少——白住我們的房子，又有弟媳婦作義務女仆。
她是我們小胡同裡的“财主”。
恐怕呀，這就是她敢跟大姐的婆婆頂嘴擡杠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姐的婆婆口口聲聲地說：父親是子爵，丈夫是佐領，兒子是骁騎校。
這都不假；可是，她的箱子底兒上并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
有她的胖臉為證，她愛吃。
這并不是說，她有錢才要吃好的。
不！沒錢，她會以子爵女兒、佐領太太的名義去賒。
她不但自己愛賒，而且頗看不起不敢賒，不喜歡賒的親友。
雖然沒有明說，她大概可是這麼想：不賒東西，白作旗人！
我說她“愛”吃，而沒說她“講究”吃。
她隻愛吃雞鴨魚肉，而不會欣賞什麼山珍海味。
不過，她可也有講究的一面：到十冬臘月，她要買兩條豐台暖洞子生産的碧綠的、尖上還帶着一點黃花的王瓜，擺在關公面前；到春夏之交，她要買些用小蒲包裝着的，頭一批成熟的十三陵大櫻桃，陳列在供桌上。
這些，可隻是為顯示她的氣派與排場。
當她真想吃的時候，她會買些冒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