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
連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經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據說他一聽到這信息，就吩咐去倒掉廚房裡的肉醬雲。
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
因為他不會噜蘇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擡到吓人的高度。
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
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
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
他們也敬惜字紙，然而這是因為倘不敬惜字紙，會遭雷殛的迷信的緣故；南京的夫子廟固然是熱鬧的地方，然而這是因為另有各種玩耍和茶店的緣故。
雖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而現在的人們，卻幾乎誰也不知道一個筆伐了的亂臣賊子的名字。
說到亂臣賊子，大概以為是曹操，但那并非聖人所教，卻是寫了小說和劇本的無名作家所教的。
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衆并無什麼關系。
然而對于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
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着别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
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之為“敲門磚”。
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抛掉了。
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着“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
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複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
跟着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
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了。
餘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
盤據着江蘇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将軍，一面複興了投壺之禮；鑽進山東，連自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将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聖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後裔的誰來做了自己的女婿。
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
這三個人，都把孔夫子當作磚頭用，但是時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敗了。
豈但自己失敗而已呢，還帶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他們都是連字也不大認識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談什麼《十三經》之類，所以使人們覺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緻了，就更加令人讨厭。
既已厭惡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從新看得格外清楚起來，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所以把孔子裝飾得十分尊嚴時，就一定有找他缺點的論文和作品出現。
即使是孔夫子，缺點總也有的，在平時誰也不理會，因為聖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諒的。
然而如果聖人之徒出來胡說一通，以為聖人是這樣，是那樣，所以你也非這樣不可的話，人們可就禁不住要笑起來了。
五六年前，曾經因為公演了《子見南子》這劇本，引起過問題，在那個劇本裡，有孔夫子登場，以聖人而論，固然不免略有欠穩重和呆頭呆腦的地方，然而作為一個人，倒是可愛的好人物。
但是聖裔們非常憤慨，把問題一直鬧到官廳裡去了。
因為公演的地點，恰巧是孔夫子的故鄉，在那地方，聖裔們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釋迦牟尼和蘇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權階級。
然而，那也許又正是使那裡的非聖裔的青年們，不禁特地要演《子見南子》的原因罷。
中國的一般的民衆，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于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但我想，能像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沒有的了。
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衆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衆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這就是“禮不下庶人”。
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于變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
和民衆并無關系，是不能說的，但倘說毫無親密之處，我以為怕要算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了。
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着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
誰都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雖是“愚民”，卻還沒有愚到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