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校長說了。校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胖胖的，不很精明，可是心熱。我是真沒了主意，要不然我怎會開口述說媽媽的……我并沒和校長親近過。當我對她說的時候，每個字都像燒紅了的煤球燙着我的喉，我啞了，半天才能吐出一個字。校長願意幫助我。她不能給我錢，隻能供給我兩頓飯和住處——就住在學校和個老女仆作伴兒。她叫我幫助文書寫寫字，可是不必馬上就這麼辦，因為我的字還需要練習。兩頓飯，一個住處，解決了天大的問題。我可以不連累媽媽了。媽媽這回連轎也沒坐，隻坐了輛洋車，摸着黑走了。我的鋪蓋，她給了我。臨走的時候，媽媽掙紮着不哭，可是心底下的淚到底翻上來了。她知道我不能再找她去，她的親女兒。我呢，我連哭都忘了怎麼哭了，我隻咧着嘴抽達，淚蒙住了我的臉。我是她的女兒、朋友、安慰。但是我幫助不了她，除非我得作那種我決不肯作的事。在事後一想，我們娘兒倆就像兩個沒人管的狗，為我們的嘴，我們得受着一切的苦處，好像我們身上沒有别的，隻有一張嘴。為這張嘴，我們得把其餘一切的東西都賣了。我不恨媽媽了，我明白了。不是媽媽的毛病，也不是不該長那張嘴，是糧食的毛病，憑什麼沒有我們的吃食呢？這個别離，把過去一切的苦楚都壓過去了。那最明白我的眼淚怎流的月牙這回沒出來，這回隻有黑暗，連點螢火的光也沒有。媽媽就在暗中像個活鬼似的走了，連個影子也沒有。即使她馬上死了，恐怕也不會和爸埋在一處了，我連她将來的墳在哪裡都不會知道。我隻有這麼個媽媽，朋友。我的世界裡剩下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