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二十世紀重要事件的親曆與目擊者難于分享他們的記憶，那如果不是溫馨、狂熱的懷舊，就是不遺餘力的唾棄與否認。想到自己的一次與他人記憶的沖撞，是關于一本書：《１９８４》，它不僅牽系着本世紀的若幹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學時代，讀到了此前從未聽說過的《１９８４》，讀的是彼時彼地一個特殊版本——那是本經曆了“文革”歲月的人會記得的、特殊的雜志：《編譯參考》，大開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權層的雜志——對于“文革”，一個不無怨憎與傷痛的點，是在“閉關鎖國”的年代，特權層從未與外部世界隔絕：江青始終追随着最新的好萊塢電影，林立果酷愛美國搖滾。１９７８或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分三期連載。不知是通過什麼途徑，它流布進了大學校園。作為一本确定無疑的“反動寓言”，它在大學生、也許是我置身的那個小世界裡，引發了微型地震，那個年頭，對知識、書籍的饑渴仍十二萬分地被封閉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數難于獲得的新書一樣，它在不同的宿舍間流傳。每人兩小時嗎？不記得了，隻記得曾被排到午夜兩點，當然是無怨無悔地等到那個時刻；第二天嘛，隻能曠課了。記得最初閱讀時的戰栗，那是一種毛骨悚然、撕心裂肺的恐怖認同：第一次，從外面，從一個寓言（預言？）中讀到自己成長的年代，讀到了曾無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禁欲的、狂熱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質供應、劣質香煙以及吸劣質香煙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實、點燃，而後直立起吸，一如後來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極度匮乏的年代，對一點點精美的物品、尤其是對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愛。隻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驚和懾服中，反複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喬治·奧威爾。——他怎麼會知道？他怎麼能想象？充滿敬畏地發現，成書的日期，是１９４９年。在斷續的閱讀和焦灼的等待中，讀到了主人公的離軌，讀到了他的秘密日記和秘密愛情。一份欣喜，一種自戀式的認同：将自己從１９７５-１９７７經曆的心靈反叛和不軌初戀附着其上。竊以為此前的悲劇是因為人們沒有機會獲得“真理”——因真理被監禁，謊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個極為風雲的作家來學校演講，作為一個經２３年流放的“歸來者”，他頗富傳奇，作為一個剛剛發表了轟動作品的文人，他極富口才。他講：越戰鬥越安全；他講，一個人一旦獲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聽得熱血沸騰。顧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時“風吹草動”，露出了極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擊，近乎失戀。也是在這時，終于讀到了書的後三分之一：主人公終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沒有陰影的地方”。那是警察機構的大樓：沒有開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燈光永不熄滅。 在無盡的肉體和精神淩虐之後，是對愛人的出賣。是對愛的背叛。是不再知道愛為何物。是“忘懷洞”——對記憶的徹底改寫。是權力面前無所謂“真實”與“真理”。對于權力機器，肉體的消滅不是目的，心靈的征服才是戰績。盡管彼時已不再“全信書”，但那是本什麼書啊？！簡直是聖音。于是，這樣的結局，不啻于五雷轟頂。我僅有的一點樂觀被粉碎，僅有的一點希望被遮蔽；為了這本書，原本便陷在陰郁中的我更加頹唐。在無人處，我甚至會恐懼地對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個手指——如書中被權力／暴力重塑過的主人公。“１９８４年”，成了一個夢魇。難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來？ 不久，結交了第一個外國朋友（用當時的标準說法：是“外國友人”）蘇珊娜。頗吻合于對洋人的想象：我們兩個人比肩而立，一樣的身高，但她卻婀娜豐滿，金發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觸一個完全異樣的人種，一份截然不同的文化；也是第一次體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許是蘇珊娜的學識和胸襟給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覺：對于友善而優雅的歐洲人。但确實，如果說，八十年代國門初開，那麼是這個德國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談起了《１９８４》，我說起我對小說的預言性的驚歎，并未說得更多——我畢竟認定，她不會懂得。她卻激動得站起來：“誰說是預言？他寫的是曆史。是納粹！”“納粹？當然不。他寫的是紅色恐怖。” 我們好像在争奪這悲劇的原型權。為了證明，她翻出德國的畫冊。是的，“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畫像、胸章、臂章，歡樂幸福的人群，無數的狂歡式的遊行；還有禁欲、瘋狂和物質匮乏——那是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日後看到納粹著名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發現與我們成長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識形态的對立，其表象系統相像到令人發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長大成人，而她是在父親反複的講述中銘記了那可怖的歲月。 她因此不同于視二戰為不可逾越的曆史斷層的西方同代人。 對，在我們“争奪”悲劇所有權時，她出示給我一隻密碼鎖，碼号是１９８４，她說這鎖從高中寄宿學校跟她到現在；她祈望每一次開鎖，便是一次對魔咒的解除。她同樣恐懼着曆史的輪回。在２０歲的年齡上，幾乎下淚——為一個來自異文化的知交。１９８４年，她給我寫來短信：１９８４年到了，上帝保佑我們。——對宗教極端輕蔑的她，用了這樣的措詞。１９８５年元旦到來的時候，世界重要報刊的話題之一：我們安度了１９８４年，預言幸未成真。 我記住了那把鎖，它第一次使我嘗試走出自己的曆史和傷痛，望向疆界之外，去思考集權、暴力、體制與自由。一直熱衷于閱讀種種關于大革命與曆史浩劫的書籍；因無法逃離記憶中的夢魇，便嘗試去正視它。法國大革命，納粹，奧斯威辛，古拉格群島，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法國五月風暴。是的，《１９８４》不是一個關于中國的預言，也不隻是一個關于紅色的寓言。 後來知道，蘇珊娜也錯了：她和我一樣過分沉湎于自己的曆史與自己國度中的創傷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