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
”【17】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
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緻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
“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産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
那麼，為什麼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為什麼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别于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于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
虞洽卿立刻起立緻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隻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為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
”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
“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
”緊接着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
”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
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産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
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财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
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産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财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于急于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适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