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運回來的物資，毛澤民立即下令停止兌換。
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價牌上寫着：“隻收紙币，不收現洋。
”
人們紛紛議論：“誰說紙币要過期，誰說紙币不值錢？你看政府還拿出光洋換紙币，現在賣東西又隻收紙币呢。
”
人們又趕緊捧着光洋到銀行兌換紙币，購回所需物品。
有的人不買貨物，也将現洋換回紙币。
沒有幾天，收回的現洋比換出去的還多！
面對擠兌危機，毛澤民機智應對，使出金銀的“空城計”，打了一場漂亮的心理戰，并及時采取措施，保證蘇區的物資供應，成功地鞏固了國家銀行和政府的信譽。
國家銀行信用的維護，保證了政府的融資能力和物資調配能力，為紅軍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
毛澤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義的日元信用保衛戰，雖然他們面臨的問題相同，但解決的手段卻大相徑庭。
松方正義是用增加金銀的辦法來緩解紙币的信用危機，而毛澤民則發現了貨币的另一個重大規律，金銀并非貨币的唯一信用支撐，商品同樣可以成為支持貨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對貨币的需求，其實質乃是通過貨币能夠實現對各種生活物資的擁有，既然如此，紙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繞過金銀儲備，直接以物資為本位。
毛澤民的貨币物價本位實踐，影響着後來共産黨人的貨币思想。
在缺乏貴金屬的革命時代和解放區被經濟封鎖的困境中，建立紅色金融高邊疆，必須要在貨币本位的實踐中，進行重大的金融創新！
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長期存在，而且組織了五次反“圍剿”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同時還促進了蘇區的經濟發展，關鍵是共産黨人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兩個要害，革命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
槍杆子可以保護錢袋子，錢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槍杆子！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蘇維埃國家銀行紙币作過這樣的評論：“不論在什麼地方，蘇維埃通貨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礎上，和它在市場上确有真正的購買價值這件事實上，取得它的地位的。
”【1】紅色政權對貨币極端重要性的認識，還是從巴黎公社血的教訓中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