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五四"時代的任何文體，除了老古董的古漢語，都帶有原創性。
這些年中國如果有一點出息，大都要歸于翻譯界的功勞。
雖然在語言上沒有形成成熟的東西，但是起碼在輸入西方的觀念和方法上功不可沒。
翻譯似乎是僅存的果實。
王朔：我記得王小波的文章裡也曾提到翻譯對文學的貢獻。
我不知道是不是諷刺，我忘了。
老俠：我想不會是。
王朔：我印象裡他不是諷刺，是正面評價。
那要我看大部分現在的翻譯體都是一種諷刺，特别這種文體在南方作家那兒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說老實話，這種文體我覺得有的寫的好的還可以讀。
因為有的書面語言，像胡适那種白話，我覺得也不大白的，已經不像話了。
要是作家碰上複雜的東西，我看再寫長點，翻譯體就是句子長，寫長點也許更純厚，就看你寫的那東西是什麼了。
但它壞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就是好多那種夾的彎彎字兒。
這是翻譯體特有的。
我看到好多更年輕的小孩兒寫的東西吧，其實感覺都特别好。
可是，好像在他們那兒現在也是一種時尚，提一些洋人，提一些外國作家呀什麼的。
他們好像很樂意承認這些洋人是他們的精神支柱，他們的創作靈感，他們的寫作經驗，他們的所有東西都是從洋人那兒來的。
沒有翻譯體的博爾赫斯這樣的作家，就沒有他們身上的整個調子。
這個我确實沒辦法判斷。
不過，這個……這個翻譯體它顯然催生了很多中國作家，假如要沒有外國作家的這些翻譯作品，他們就好像不知道怎麼寫作了。
就是通過這些翻譯的東西，他們學習了一些方法，當然有人後來慢慢也形成了他們自己的風格。
老俠：當代文學較早的翻譯體作品就是王蒙意識流呀，劉索拉、徐星等人的準嬉皮文學啦，高行健的戲劇呀，更早的就是《今天》文學。
劉索拉與徐星的那種模仿，是從情緒到文字的全面模仿。
王蒙呢？隻是模仿翻譯體的意識流語言，作品的内在觀念完全是傳統的。
高行健的模仿近于抄襲，他的《車站》在結構上照搬《等待戈多》，隻是他加了個中國式的光明的尾巴。
貝格特的等待是絕望，徹底的絕望，永遠等不來戈多，而人們隻能無奈地等下去，等得無聊，等到老，等到死。
高行健的等待最後是不再等了，一個知識分子模樣的人擺脫那些繼續傻等的人，孤獨地走了，去尋找希望，而不是毫無作為地等下去。
你看，這類當時的先鋒實驗劇，從西方的荒誕劇汲取靈感，居然最後還是那種文學觀念，光明的尾巴。
王朔：不光是我中毒呀，連藝術先鋒們都可以引以為同道和知己。
老俠：王蒙的意識流是瞎扯淡，漢語的時态就寫不了意識流小說。
這麼簡單的語言時态，怎麼能模拟出人的意識的流動。
語言是思維方式。
西方人的複雜的時間觀念使他們的語言的時态極為豐富。
咱中國人似乎從沒有時間概念，王朝的循環與時間的靜止相一緻，也與語言中時态的貧乏粗糙相一緻。
中國每個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斷時間重頭開始，就是這麼一代代循環下來，時間像一個封閉的圓周，每個帝王都把自己封閉在這個圓内。
李陽特運兒，還用"東方意識流"命名王蒙，似乎這種東西是咱東方作家的創造，是西方作家的語言實踐與咱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結晶。
實際上，王蒙的意識流完全失敗，就他自己的作品而言，那批意識流作品肯定是最糟的。
王朔：你沒看現在的年輕人的東西，全是翻譯文體的痕迹。
我覺得什麼文體都不重要，翻譯體也是咱的國粹，是咱自己創造的。
我就覺得作家自己在語言上的創造勝最重要了，有了創造性，也能弄出好的翻譯文體。
用漢語寫作，主要就看作家的漢語感覺了，即使是翻譯，語言的出彩與否，與原文無關。
老俠：比較有點幾個人東西的是馬原、餘華等八十年代後期的翻譯體作品。
就說餘華吧，他剛出來時我還讀過他的一些東西，比如像他的《現象一種》、《河邊的錯誤》，都寫的是死，他的語言有其他人作品中很少有的那種克制與平靜，無動于衷地描寫死亡，有節制地面對殘忍，雖然也有點兒做作，但讀起來還有點滋味。
我想他的這種語言感覺是從卡夫卡的那種冷靜來的，還是從博爾赫斯的那種難學術化的語言平靜中來的，大概兩者兼而有之。
卡夫卡是我讀過的神經最堅韌的作家，他對殘酷的東西的那種無動于衷，冷徹骨頭。
博爾赫斯夫生就是書堆中的作家，也隻有他當了圖書館館長從大量的文獻中汲取創作的靈感。
他的内心及他在書中的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