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納特出版社，1982年。
]……”作者在小說中精心塑造了兩個針鋒相對的典型：一個是代表上流社會與習慣勢力的“大醫師”威廉·布雷德肖爵士；另一個是平民出身的賽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他由于在歐戰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終于自戕。
作者以銳利的筆鋒強烈地譴責前者，而懷着由衷的同情描述後者的苦難。
她把批判的鋒芒凝聚在那名醫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征的保守勢力，乃是窒殺賽普蒂默斯這類犧牲者的個性，迫使他走上絕路的劊子手。
布雷德肖大夫有一個得意的口頭禅，常用來告誡病人：必須有“平穩感”，即處世要四平八穩、循規蹈矩，切忌與衆不同、異想天開，而要為了社會的福祉，始終穩健。
對此，作者鞭辟入裡地譏諷：“威廉爵士崇拜平穩，因而不僅使自己飛黃騰達，并且使英國欣欣向榮；他及其同道禁閉瘋子，嚴禁其生育，懲罰其絕望的行徑，使不适宜生存的人不能傳播他們的觀點，直到他們遵從他那‘平穩感’的教誨……”總之，要每個人都順從資産階級社會的習俗、制度和秩序，決不可離經叛道，事實上，要衆人都成為毫無性靈的傀儡。
在這種氛圍裡，賽普蒂默斯被逼得發瘋，但不肯屈從，不願随波逐流，甯可自盡來維護個性與獨立的精神。
關于這一要點，小說裡有一節饒有意味的描繪：當情節的關鍵（達洛衛夫人舉行的晚宴）達到高潮時，貴賓們正在觥籌交錯、盡情歡樂之際，突然由布雷德肖夫婦傳來賽普蒂默斯跳樓自殺的消息。
達洛衛夫人心有靈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靈與肉都是被那名醫扼殺的：“如果那年輕人曾去威廉爵士診所求醫，而爵士憑他的權力，用他一貫的方式迫使病人就範，那青年很可能會說：活不下去了。
”實際上，他是以死來抗議壓制與迫害，保持自由的心靈和人的本色。
達洛衛夫人對死者深表同情，并在内心湧起息息相通的共鳴。
然而，她畢竟是位貴婦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願同習慣勢力決裂，相反，卻有根深蒂固的虛榮心和迎合上流社會的本能；于是隻得采取折衷的辦法，在熱鬧的宴會中，悄悄地躲入鬥室，以消極方式衛護純淨而孤獨的性靈，實質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獨立不羁的一面，也表現在對家庭女教師基爾曼的深惡痛絕，主要因為那陰郁的女人力圖轉化其學生（達洛衛夫人的女兒伊麗莎白），千方百計企圖改變那少女的信仰，強求她皈依基爾曼自己信奉的宗教。
關于這一點，作者概括道：“穩健有一個姐妹，不那麼笑裡藏刀，卻更強大、更可怕……她名喚轉化，慣于蹂躏弱者的意志，熱衷于炫耀自己，強加于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銘刻在衆人臉上而得意揚揚。
”這種專橫的作風使達洛衛夫人打心坎裡憎惡，因為她“從來不想轉化任何人，隻願每個人保持本來面目”。
然而，基爾曼卻煞費心機、不擇手段地要轉化伊麗莎白。
這一強烈願望充分體現在基爾曼帶伊麗莎白去百貨商店的場景中。
那少女在店裡伴着絮絮叨叨的女教師，委實不耐煩，渴望離去，基爾曼卻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緊她，使她絕對服從自己，那死也甘心了。
”最後，伊麗莎白忍無可忍，徑自奔出店門，把女教師撇在裡面。
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興呵！清新的空氣那麼爽快，而在百貨商店裡，簡直悶死人呐”。
上述兩節乃是這本小說揭露與批判的聚焦點。
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畫筆觸描摹達洛衛家的清客——宮廷侍從休·惠特布雷德，俗不可耐的勢利小人——隻是輕描淡寫而已，但也一語道破其本質：“他沒有心肝，沒有腦子，徒有英國紳士的儀表與教養罷了。
”簡括得很，卻入木三分。
至于本文開端标舉的另一要點——傳統與創新，也可用《達洛衛夫人》為例證。
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識流技藝的特征，并且是主體；在當年，這種另辟蹊徑的試驗堪稱創新。
然而，伍爾夫并不割斷曆史、抛棄傳統；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劃矛盾性格，精心布局，鋪叙情節，逐步推向高潮，運用對比手法與個性分明的對話，交替穿插銳利的諷刺、強烈的譴責、幽默的筆調和詩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傳統小說有相似之處，甚至可謂一脈相承。
譬如，《達洛衛夫人》的情節僅僅描寫這位議員夫人于一九一九年夏季，在倫敦一天的活動；從清晨離家去為即将舉行的宴會買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為止。
看來十分簡單，卻是經過蓄意構思的。
全書以女主人公為核心，晚宴為樞紐，突出地塑造兩個極端對立的典型，賽普蒂默斯與布雷德肖，同時描繪上、中層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