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騰出手來料理那頭東方來的餓狼。
第二個原因，是朝廷百官。
對于大明援助朝鮮這件事本身，擁有大義名分，沒人反對；但究竟該不該大張旗鼓地正式出兵，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論。
主張出兵援朝的一派認為，朝鮮是中國的戰略緩沖區，在朝鮮打倭寇總好過在自己國土上打倭寇。
其中山西道禦史彭好古說的最清楚：“今日禦倭之計，迎敵于外，毋使入境，此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天津、淮陽之間，而後禦之，是無策矣。
”（宋應昌：《經略複國要編》）這是所有朝臣裡對朝鮮戰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論述。
但反對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
兵科給事中許弘綱就對出兵這事表示反對，認為大明應該“守在四夷，不聞為四夷守。
”（《神宗實錄》二十年八月庚申）隻要把戰争控制在國境線附近就夠了，沒必要管朝鮮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與許弘綱一個是禦史，一個是給事中，級别都不高，都屬于嘴巴大，權力小的言官。
反觀朝廷的諸位大員，卻保持着奇特的沉默。
兵部石星的立場算是旗幟鮮明，其他幾位尚書：戶部楊俊民、刑部孫丕揚、工部曾同亨、禮部李長春、吏部孫鑨幾個人的态度卻十分暧昧，至于内閣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兩個人，更是未置一詞。
因此在同一時間，他們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這件事比起朝鮮危機來說，更為至關重要——争國本。
當時萬曆皇帝有兩個兒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
按照規矩，長子立嗣，可萬曆寵愛朱常洵的母親鄭貴妃，一直處心積慮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給予朱常洛名分。
大臣們堅決反對，紛紛上書請求盡快确立太子之位，萬曆卻抵死不從。
于是百官與皇帝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鬥争，為萬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萬曆二十年。
問題是就在萬曆二十年的八月，這場鬥争剛剛有了一絲轉機。
在大學士張位的領導下，百官對皇帝發起了疾風怒濤般地攻擊，死活要萬曆給出一個說法。
在這個節骨眼上，所有的大臣們都不希望節外生枝，給萬曆模糊話題的機會。
對于朝鮮出兵這件事，他們反對也罷，贊同也罷，都絕不能開口，一開口，以萬曆的聰明勁兒，肯定會順着話題接下去：“戰事緊呐，咱們商量商量這個先，太子這事回頭再聊吧。
”
因此，許弘綱是這些朝廷大佬們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戰事控制在一個小範圍的程度，不至于搶了“争國本”的風頭。
而彭好古背後，也不是沒有勢力推動。
隐藏在他後頭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地方大員們。
太子是誰，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麼敏感，但日本如何，卻關系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從壬辰戰争一開始，沿海各地的官員就不停地給朝廷上書，要麼提請内閣提高警惕，要麼要求撥款整饬軍備，生怕倭寇又來襲擊。
如果日本在朝鮮深陷戰争，那麼得益最大的将是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們堅決支持大明出兵朝鮮。
于是，在這種種潛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錯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難得的政治奇景：軍隊已經厲兵秣馬，打了好幾仗了，上頭卻還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萬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開戰，必須得經過廷議形成朝廷決議，把朝臣的意見捋順——最起碼得讓主戰派占優勢，否則這仗沒法兒打。
因此，在軍事、政治這兩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當務之急，隻有一個字：拖。
拖到甯夏平定，大軍返朝；拖到百官意見統一！可這個戰略，必須得讓日本人配合，倭寇個個狡猾不堪，該怎麼對付呢？
石星在萬曆的授意下，已經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偷偷派去了遼東經略，為大軍集結作前期準備工作。
（《神宗實錄》二十年八月乙巳）但是這還不足以拖延時日，于是頭疼不已的石星腦子裡冒出一個非常大逆不道的念頭：和談。
和談這事，前頭擱在宋朝，後頭擱在清朝，都算不得什麼大事。
但擱在大明，卻是一件極其敏感而且完全不會讨好的事。
大明朝在中國曆代皇朝裡可說是個徹底的另類，從頭到尾沒用女人和親過，也沒和誰真的和談過，性格極其倔強，是勝了也打，輸了也打，打不過大不了跑路，喘過氣來接着再打。
總之，在大明朝的字典裡沒有和談，隻有免談。
所以這次“和談”隻是為了争取時間，是個純粹的騙局，因此絕不能從朝廷裡派遣正式使臣，否則會被言官們罵到死，而且還會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并挂上一塊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須在水面下偷偷進行。
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
他決定從民間找一個精通倭寇内情的人，這樣萬一有什麼問題，可以推個一幹二淨，完全可以說這人誰啊？腦子秀逗了？居然幹出這麼寡廉鮮恥的事？然後殺頭了事。
這一找，被他找出了一位縱觀大明三百年曆史都無人出其右的大忽悠。
當時在北京有一個社會閑散人員，叫沈惟敬。
他籍貫浙江平湖，是平湖沈家的旁支。
據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