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說案發當時，您先生正為公司資金籌措一事絞盡腦汁。
”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這樣就能夠認定我丈夫有殺人的動機了嗎？”
“失禮了，但确實如此。
請問，還記得您丈夫在9月12日那天的行程嗎？”
“——都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我怎麼可能還記得？”
這倒是不假。
關于伯父遇害當天的9月19日所發生的事情，事後肯定會被無數次問起，所以去美國旅行的記憶才會在她的腦海中烙下深刻的烙印。
而那天之外的記憶，自然也沒有印象深刻的理由。
這也是此次開展再次搜查的最大障礙所在。
“那麼，在伯父遇害之後，您丈夫有什麼表現呢？”
“那還用問，肯定是悲痛萬分啊。
我們從美國旅行回來是在9月20日的傍晚。
剛回到家，警察就打電話過來告訴我們伯父遇害了。
我記得丈夫當時就像孩子似的哭了出來，那一幕就算我想忘都忘不掉。
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天我丈夫又突發盲腸炎，在醫院裡住了一個星期，就連喪禮都沒法參加了，喪葬之事還是由我代勞的呢。
從那之後我丈夫就變得非常消沉，很長時間都打不起精神來了。
”
友部義男和真紀子的夫妻關系是否有些疏離呢？雖然她對丈夫的死感到非常震驚，卻沒有過多悲傷的色彩。
她之所以會在面對寺田聰的質疑時變得面無血色，與其說是因為深愛着丈夫，倒不如說是對丈夫是殺人犯的事實感到惶恐——擔心自己會因此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