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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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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後面,我總看到你從前那張幼稚臉上惶急的神情。

    我知道,你從小就一直暗暗替我擔心。

    你接到這封信時,可能我已離開人世,我要讓你知道,我走得無憾,你不必為我悲傷。

    你在醫院工作那麼久,生死大關,經曆已多,相信這次你必然也能坦然相對。

    你是有宗教信仰的,那麼就請你替我祈禱吧。

     大偉進來了,他替我買了晚餐來,是街上廣東館子的馄饨面,我就此擱筆了。

     ---雲哥 ---一九八八年四月廿九日 雲哥六十九街這間公寓閣樓在五樓,東邊窗戶對街,我站在窗邊望下去,首先入眼的便是人行道上相對兩排梨樹樹頂上湧冒出來一大頃白茫茫的花海,那些密密匝匝的白花開得如此繁盛,一層疊着一層,風一吹,整片花海随着波動起來,落花紛飛,好像漫天撒着白紙屑。

    我沒料到,曼哈頓的春天竟是如此騷動不安。

    三天前我從台北匆匆趕到紐約,雲哥已經走了。

    “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告訴我,他是死在自己的公寓裡的,這是他最後的願望。

    我趕來紐約,原本希望能夠看護雲哥最後一程。

    那也是我的一個心願,我考上護專的時候,就對雲哥講過:“你以後生病,我可以當你的護士了。

    ”那次他滑落到溪水中被石頭撞傷的事情我記得很清楚。

    他蹲在地上滿臉血污的痛苦模樣,一直深深烙在我的心中,雲哥是個受過傷的人——那就是我對他無法磨滅的一個印象。

     雲哥是大伯的遺腹子,大伯母生下雲哥後便改嫁到日本去了。

    雲哥過繼到我們家裡來,其實是件十分勉強的事。

    父親倒是個無所謂的人,他日夜忙着在貿易公司上班,根本顧不到家裡事。

    母親心胸狹窄,總把雲哥當做累贅,尤其是小弟福仔出世後,母親對雲哥防得更嚴了,年夜飯一隻雞,兩隻雞腿留給了小弟,我吃雞胸,雲哥隻好啃雞頸子雞腳。

    不過雲哥很識相,他謹守本分,退隐到家庭一角,默默埋首于他的學業,在學校裡,他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優秀生。

    中學時期,雲哥原本是個韶秀少年,性格溫柔,我跟他從小親近,母親偏心,我為他不平,對他總有一份特别的袒護。

    那個時期,我大概算是他唯一的朋友,我看見他那落單的身影,飄來飄去,像片無處着落的孤雲,就不禁為他心折。

    有時夏夜裡滿天星鬥,我跟雲哥坐在新店溪的岸邊乘涼,我們談未來談理想,我說我要當護士,我看過南丁格爾傳,看護病痛,我覺得是一種崇高的職責,而且我喜歡護士頭上那頂漿得挺挺的白帽子,戴起護士帽很神氣。

    雲哥那時就立志要當中學老師了,他的耐性好,教我作業從不嫌煩,我知道他日後一定會成為一個好老師。

    後來雲哥果然考上師範大學英文系,如願以償。

     雲哥上了師大後,很少回家,跟我也疏遠了。

    而我自己當上白衣天使,戀愛結婚,日夜值班,過着幸福美滿又忙碌得分秒必争的日子,也就把雲哥暫時忽略在一旁。

    等到我自己安定下來,重新開始去關心他,雲哥已在C中教書多年。

    有時我去他學校的單身宿舍去找他,總發覺他房間牆上又多了一個鏡框,是教育部新頒發給他的優良教師獎狀,挂滿一排。

    下面一排是他跟學生們一起合照的畢業照,從一九七一年開始,一年複一年排下來,那些學生永遠那麼年輕,而雲哥卻已是漸近中年的資深教師了。

    三年前最後一次我去看雲哥,他請我到學校附近的小館去吃水餃,吃完天色尚早,我們漫步到植物園裡,在荷花池邊的靠椅上坐了片刻。

    那是個秋天的傍晚,荷花已經開過,隻剩下荷葉一縷殘香。

    雲哥跟我談了一些教書的苦經:學生愈來愈不好教,不肯用功,外務太多,難管理。

    “老師不好當啊。

    ”雲哥搖着頭苦笑了一下,便沉默下來。

    夕陽的晚照落在雲哥身上,我突然發覺他的發鬓竟起了斑白,他不過四十,額上眼角都浮起了皺紋,臉上一抹早衰的憔悴,比他實際年齡要蒼老得多,而他眉宇間少年時就帶有的一股揮之不去的落寞似乎更加深沉了。

    我感覺得到雲哥的心事很重,他非常地不快樂。

    沒有多久,雲哥突然失蹤,不告而别。

     “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把雲哥這間公寓閣樓收拾得很整齊,一點也看不出大劫過後的淩亂。

    雲哥床上的被單墊褥都收走了,隻剩下一架空床。

    房間浴室已經消過毒,有股強烈的消毒藥水氣,我将窗戶打開,讓外面的新鮮空氣吹進來,驅走一些藥味。

    在醫院裡,那些傳染病的隔離病房,病人一斷氣擡走,清潔人員馬上進去做清毒措施。

    前個月有一位AIDS病人死在我們醫院裡,那是我們醫院頭一宗病例,醫院如臨大敵,去病房消毒的清潔人員戴上面罩穿紮得如同太空人般。

    大概消毒水用得特别多,一股嗆鼻的藥水氣久久不散,走近那間病房遠遠便可聞到。

     雲哥實在高估我了,雖然我在醫院工作已有十年,經常出入生死場,然而面臨生死大關,我始終未能真正做到坦然以對。

    開始的時候,我曾在癌症病房服務過,目睹一些末期病人垂死掙紮的極端痛苦,不禁魂動神搖,回到家中,一顆顫慄的心久久未能安伏。

    常常晚上,我一個人悄悄走到巷口的華山堂去做晚禱,跪在教堂裡默默向上帝哭訴人間的悲慘,告解我内心的無助與彷徨。

    然而職業的要求與時間的研磨卻把我訓練成一個硬起心腸肩挑病痛的資優護理人員,我終于怅然了悟到,作為白衣天使,對于那些瀕臨死亡的末期病人,最後的責任,就是護送他們安然踏上那條不歸路。

    “香提之家”的義工大偉告訴我,雲哥走得很安詳,他的神志一直是清醒的。

    大偉說雲哥是他照顧的病人中,走得最幹淨的一個。

    我的确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雲哥不再感到孤獨與寂寞。

    窗外的陽光斜照在雲哥的空床上,我在床邊跪了下來,倚着床沿開始祈禱,為雲哥、為他的DannyBoy,還有那些千千萬萬被這場瘟疫奪去生命的亡魂念誦一遍“聖母經”。

     ---《中外文學》第三十卷第七期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注:本文原為梅家玲教授主編《永遠的白先勇》邀稿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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