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一開始叫我盧契奇教授，但随着第一個學期的内容逐漸展開，他們就改口叫我同志了，drugarice，和我當年一樣，他們也會故意把最後的字母e拉長并上揚，好像這是個動詞詞尾似的。
同志這個詞成了我和新生間某種隐秘的暗号，将我們，我們中的每一個，與荒廢已久的教室椅子，與早已消逝的年代，與一個不複存在的國家連在了一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學童都管老師叫同志。
這個詞在荷蘭的效果可沒有巴甫洛夫的鈴聲那樣明顯。
而且，盡管當面我都是用正式的你來稱呼他們的，但跟别人提及時，我用的都是學生們或者孩子們。
這隻是一種滑稽的扮演：我當時不是，過去也不曾是任何人的同志；他們也不是學生們，不是孩子們。
大部分人的年紀都在二十多歲，我隻比他們大幾歲而已。
梅麗哈與我同歲，約翰内克和拉基比我還大。
因此，唯一能讓大家想起遊戲規則的東西就是我用的正式稱呼——你。
他們都是被戰争帶到這裡的。
有的取得了難民身份，有的還沒有。
大部分都是從塞爾維亞或克羅地亞來的，為了逃兵役；還有些是從戰區來的；其他的是跟着人來的，就此留了下來。
也有一些人，聽說荷蘭當局給南斯拉夫難民提供的福利和住宿都很好，于是選擇拿餘額不明的生命換取飲之不盡的烈酒。
還有的恰好找了荷蘭人做另一半。
馬裡奧在奧地利——父母擔心他會被征入克羅地亞軍隊，就把他送去了那裡——遇上了一個荷蘭女孩，後來她把他帶回了荷蘭。
“要麼是我為了綠卡跟她結了婚，婚後愛上了她，”他有一次笑着對我說，“要麼是我先愛上了她，然後才為了綠卡跟她登記。
我記不清了。
”
博班跟着一幫貝爾格萊德婦女去了印度，她們都是賽巴巴的信徒。
這場旅行由他母親一手包辦，錢也是她出的，一心隻為了讓他暫時逃過入伍。
一到印度，他便脫離了隊伍，獨自晃蕩了兩個來月，但後來染上了痢疾，他便乘最早一班飛機離開了。
他原本打算在阿姆斯特丹落地後便轉機去貝爾格萊德，但輾轉在史基浦機場的廁所隔間時，他突發奇想，決定申請政治避難。
這在當時還是有可能的。
有那麼一兩年時間，荷蘭當局都相當寬容：凡是來自前南斯拉夫的人，都能以戰争為由提出申請。
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大門猛地關上了。
約翰内克是荷蘭人，我們的語言講得很流利，還有些波斯尼亞口音。
她的父母都是荷蘭左翼人士，“二戰”後曾随國際青年建設隊一起修建公路和鐵路，後來又作為遊客去了達爾馬提亞海岸。
在一次旅行期間，約翰内克去了趟薩拉熱窩，在那裡與一名波斯尼亞人相愛，逗留了一段時間。
現在，她已經離了婚，帶着兩個小女兒，決心讀一個斯拉夫語的學位。
她是一名獲得認證的法庭口譯員，負責将我們的語言翻譯成荷蘭語，這個身份特别有用：她能夠翻譯并公證班上孩子們所需的任何文件。
有些人隻來過一兩次就悄悄地不見了。
拉基來自薩格勒布。
我之所以還記得他，是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叫我夫人的人：盧契奇夫人。
顯然，在他看來，同志是南斯拉夫的、共産主義的，因而也是反克羅地亞的。
他的薩格勒布腔調讓我緊張——重讀放在最後一個音節的la-di-da[形容人裝模作樣，故作高雅的樣子。
]，而且總是用反身動詞，也就是指稱自己的動詞形式，聽着就像他和地球上的一切都息息相關似的。
與許多其他人一樣，拉基來阿姆斯特丹是為了廉價的大麻。
他戰前就來了，多年來一直在研究斯拉夫語言和文學，靠福利金生活，住在政府大力補貼的公屋裡。
孩子們都說他是警方的有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