辮老馮’何嘗又不是如此呢？如今我們寄居人下，怎麼好喧賓奪主發号施令。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呀……”陳少白憤憤道。
陳少白的語氣有些自暴自棄，孫文忙鼓勵道：“經此挫折，當務之急，是廣交志同道合的同志，這日本就是我們的第一站。
少白，你這脾氣是得改改了，圓滑些。
”
“成，我盡力便是……”陳少白苦笑。
橫濱中華街自成立至今，就沒有固定的稱謂。
當地日本居民慣稱其為“南京町”，在華人移民口中，又被喚作“唐人街”。
平心而論，當時的唐人可稱得上是搭建在日本與西洋文化之間的橋梁。
橫濱開港于1859年，相較因《南京條約》被迫于1842年開港的上海，整整遲了十七年。
再者，清廷早在1685年便在廣州置海關，設十三行與“夷館”，供中洋商人交易。
裁洋裝、理洋發等手藝，早在民間普及。
彼時日本的洋裝工藝尚處于莽荒。
由此，譚有發與其前輩等一幹洋裝手藝人得以在異國開店立坊。
說來可笑，那年月，洋人對東亞的認知僅限于清國，誤解日本為清國省份者不在少數。
橫濱開港之初，甚至有洋人雇用華人“通譯”訪日。
當年雇用廣東人翻譯到上海時，粵語與吳語完全無法溝通，好在文字相通，紙上交流即可。
有此經驗，倒怨不得洋人會誤認為清、日兩國異語同文。
反而，彼時日本人的漢文辨識度可小觑不得，紙上交流竟也能夠應付一二。
孫文與日本支持者溝通時，便是以筆談為主，英文為輔。
其後，孫文之所以能放心将日本事務交于陳少白管理，正是因為陳少白精通漢、英兩語。
興中會成立之初，陳少白便一手執筆了所有的文書事務，若幹年後，更擔當香港《中國日報》主編。
孫文欲紮根日本，橫濱興中會應運而生。
孫文三人不敢喧賓奪主，推舉了馮鏡如為會長。
會黨中樞職務“司庫”（财務主管）由趙明樂出任，趙峄琴任書記，會長胞弟馮紫珊任幹事。
另有譚有發、溫炳臣等會員二十餘人。
建會之初的宣誓大會上，孫文慷慨陳詞道：“振興中華，維持國體，大丈夫安能辭之？在座之同志，不乏家大業大者，既選擇入會，定已存抛卻家業、投身革命之覺悟！廣州雖兵敗，同志須卧薪嘗膽，以待雪恥之日。
借此機會，孫某汗顔，欲向在場諸位暫借金五百日元[1871年明治政府将一日元的币值定為與純金1500毫克等值，1897年1日元調整為純金750毫克。
]做軍資、号召之用，請諸位務必慷慨解囊……”
孫文正說到重點，司庫趙明樂坐不住了，起身打斷道：“會裡選我做司庫，可笑庫内一個子兒都沒有，所司何物？這倒也罷，如今卻讓我們往裡頭搭錢财……趙某認為逸仙先生與我等志同道合，才應承下這一差使，而如今看來……逸仙先生适才的演講，趙某難以苟同，恕先行告退。
”
趙明樂說完，頭也不回地推門而去。
趙峄琴抱歉地向衆人拱了拱手，亦随表兄而去。
何謂出師不利？橫濱興中會方成立，便失兩員骨幹，僅餘馮氏兄弟二人。
馮鏡如歎道：“還有誰要走？請趁早。
”
“會長說笑了，餘下的可都是忠義之士！”
本有幾名會員欲起身，卻被溫炳臣這句搶答按回了闆凳上。
馮鏡如轉身向孫文微微鞠了一躬，無奈道：“錯在我薦人不當，倒讓逸仙先生難堪了。
您放心，不過區區五百日元，給我一日，少了趙氏兄弟倆，我們照樣籌備齊全，苟利國家嘛……司庫暫由紫珊那頭接着。
對了，逸仙先生這趟去美國，是一個人？”
“嗯，士良尚未受清廷通緝，我打算安排他回國觀察形勢。
少白今後的工作重心圍繞着日本和香港、台灣，不日便要起程台灣了。
”
鄭士良的任務為潛伏國内，重整組織，以備戰下次起義，可謂身兼重任，“豬尾巴”尚不可棄。
而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