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周王朝的治國之道，那就要審察他們所尊重的君子。
所以說：“根據近世來了解遠古；從一件事物來了解上萬件事物，由隐微的東西來了解明顯的東西。
”說的就是這種道理。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者異道。
”而衆人惑焉。
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于千世之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于千世之上乎？
聖人何以不可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也。
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
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譯文】
那些無知而胡言亂語的人說：“古今情況不同，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
”于是一般群衆就被他們搞糊塗了。
那所謂一般群衆，是才性愚昧而說不出道理、見識淺陋而不會判斷是非的人。
他們親眼看見的東西，尚且可以欺騙他們，更何況是那些幾千年前的傳聞呢！那些無知而胡言亂語的人，就是近在大門與庭院之間的事，尚且可以欺騙人，更何況是幾千年之前的事呢！
聖人為什麼不能被欺騙呢？這是因為：聖人，是根據自己的切身體驗來推斷事物的人。
所以，他根據現代人的情況去推斷古代的人，根據現代的人情去推斷古代的人情，根據現代的某一類事物去推斷古代同類的事物，根據流傳至今的學說去推斷古人的功業，根據事物的普遍規律去觀察古代的一切，因為古今的情況是一樣的。
隻要是同類而不互相違背的事物，那麼即使相隔很久，它們的基本性質還是相同的，所以聖人面對着邪說歪理也不會被迷惑，觀察複雜的事物也不會被搞昏，這是因為他能按照這種道理去衡量它們。
在伏羲、神農、黃帝、堯、舜這五位帝王之前沒有流傳到後世的名人，并不是那時沒有賢能的人，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在這五位帝王之中沒有流傳到後世的政治措施，并不是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夏禹、商湯雖然有流傳到後世的政治措施，但不及周代的清楚，并不是他們沒有好的政治措施，而是因為時間太久的緣故。
流傳的東西時間一長，那麼談起來就簡略了；近代的事情，談起來才詳盡。
簡略的，就隻能列舉它的大概；詳盡的，才能列舉它的細節。
愚蠢的人聽到了那簡略的論述就不再去了解那詳盡的情況，聽到了那詳盡的細節就不再去了解它的大概情況。
因此禮儀制度便因為年代久遠而湮沒了，音樂的節奏便因為年代久遠而失傳了。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
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
故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于鐘鼓琴瑟。
故君子之于言無厭。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傭俗。
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腐儒之謂也。
【譯文】
凡是說的話不符合古代聖王的道德原則、不遵循禮義的，就叫做邪說，即使說得動聽有理，君子也不聽。
效法古代聖王，遵循禮義，親近有學識的人，但是不喜歡談論聖王，不樂意宣傳禮義，那也一定不是個真誠的學士。
君子對于正确的學說，心裡喜歡它，行動上一心遵循它，樂意宣傳它。
所以君子一定是能言善辯的。
凡是人沒有不喜歡談論自己認為是好的東西，而君子更是這樣。
所以君子把善言贈送給别人，覺得比贈送金石珠玉還要貴重；把善言拿給别人看，覺得比讓人觀看禮服上的彩色花紋還要華美；把善言講給别人聽，覺得比讓人聽鐘鼓琴瑟還要快樂。
所以君子對于善言的宣傳永不厭倦。
鄙陋的小人與此相反，他們隻注重實惠，而不顧及文采，因此一輩子也免不了卑陋庸俗。
所以《周易》說：“就像紮住了口的袋子，既沒有責怪，也沒有贊譽。
”說的就是這種迂腐的儒生。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
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缪，近世則病傭。
善者于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缪，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绌，府然若渠匽檃栝之于己也。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
【譯文】
大凡勸說的難處是：懷着極其崇高的思想境界去對待那些極其卑鄙的人，帶着最能将國家治理好的政治措施去接觸那些最能把國家搞亂的人，這是不能直截了當達到目的的。
舉遠古的事例容易流于謬誤，舉近代的事例容易流于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