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
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
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
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故君人者，勞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此之謂也。
【譯文】
有搞亂國家的君主，沒有自行混亂的國家；有治理國家的人才，沒有自行治理的法制。
後羿的射箭方法并沒有失傳，但後羿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百發百中；大禹的法制仍然存在，但夏後氏并不能世世代代稱王天下。
所以法制不可能單獨有所建樹，律例不可能自動被實行；得到了那種善于治國的人才，那麼法制就存在；失去了那種人才，那麼法制也就滅亡了。
法制，是政治的開頭；君子，是法制的本原。
所以有了君子，法律即使簡略，也足夠用在一切方面了；如果沒有君子，法律即使完備，也會失去先後的實施次序，不能應付事情的各種變化，足夠形成混亂了。
不懂得法治的道理而隻是去定法律的條文的人，即使了解得很多，碰到具體事情也一定會昏亂。
所以英明的君主急于得到治國的人才，而愚昧的君主急于取得權勢。
急于得到治國的人才，就會自身安逸而國家安定，功績偉大而名聲美好，上可以稱王天下，下可以稱霸諸侯；不急于得到治國的人才，而急于取得權勢，就會自身勞苦而國家混亂，功業敗壞而聲名狼藉，國家政權必然危險。
所以統治人民的君主，在尋覓人才時勞累，而在使用他以後就安逸了。
《尚書》說：“要想想文王的恭敬戒懼，親自去選擇人才。
”說的就是這種道理啊。
合符節，别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
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
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覆傾，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
鬥斛敦概者，所以為啧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于民。
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
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
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将綦辭讓，緻忠信，而謹于臣子矣。
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别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沖石稱縣而平，不待鬥斛敦概而啧。
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
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故借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诎，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
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
【譯文】
對合符節、辨認契券，是用來造成信用的；但如果君主喜歡搞權術陰謀，那麼大臣百官中那些搞欺騙詭詐的人就會乘機跟着搞欺詐。
抽簽、抓阄，是用來造成公正的；但如果君主喜歡偏私，那麼大臣百官就會乘機跟着搞偏私。
用衡器來稱量，是用來造成公平的；但如果君主喜歡偏斜颠倒，那麼大臣百官就會乘機跟着邪惡不正。
各種量器量具，是用來造成統一标準的；但如果君主熱衷于貪圖财利，那麼大臣百官就會乘機跟着去多拿少給以緻于沒有限度地盤剝老百姓。
所以各種有助于治理的器物與方法，隻是政治的末流，并不是政治的源頭；君主，才是政治的源頭。
官吏拘守具體的方法條例，君主則保養源頭。
源頭清澈，那麼下邊的流水也清澈；源頭混濁，那麼下邊的流水也混濁。
所以君主如果愛好禮義，尊重賢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沒有貪圖财利的思想，那麼臣下也就會極其謙讓，極其忠誠老實，而謹慎地做一個臣子了。
像這樣，即使是在卑微的老百姓之中，也不等對合符節、辨認契券就能做到有信用，不等抽簽、抓閹就能做到公正，不靠衡器來稱量就能做到公平，不需要各種量器量具就能做到标準統一。
所以不用獎賞而民衆就能勤勉，不用刑罰而民衆就能服從，官吏不費力而事情就能處理好，政策法令不繁多而習俗就能變好；百姓沒有誰敢不順從君主的法令、依照君主的意志而為君主的事情賣力，而且對此感到安樂。
所以，民衆在納稅時不覺得破費，為國家幹事業時忘掉了疲勞，外敵發動戰争時能拼死作戰；城牆不等修整就堅固，兵器的刀口不用淬煉就堅硬，敵國不等去征服就屈從，天下的民衆不用命令就能統一行動。
這叫做極其太平。
《詩》雲：“王道真大滿四海，徐國已經來朝拜。
”說的就是這種情